材料一1935年，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并进行政权建设，1937年，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1945年，毛泽东说：“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材料二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着眼战略形势发展，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全区只划为1个行政省（察哈尔），6个行政公署（冀中、冀东、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294个县。1948年9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选出了华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统一发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人民币。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
(1)为什么陕北根据地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结合材料一和所学，谈谈你的理解。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华北解放区成立的历史背景，并简述其作用。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向重视宣传工作。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急需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把党和红军的消息传播出去。同时，由于在反“围剿”斗争中缴获了国民党军的无线电台，为通讯社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红色中华通讯社（即新华社前身）应运而生。
——《新华通讯社史》第1卷
(1)依据材料一，概述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的背景。
材料二 90年来，新华社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记录时代精神，传播中国声音
(2)分别指出上述图片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其中一张图片，谈谈你对新华社“反映人民心声”的理解。
材料三 《新华通讯社90年90篇精品选》以时间为脉络，收录了不同历史时期采写的新闻作品。以下是部分目录
| 革命时期 | 建设时期 | 改革时期 |
| 《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 | 《伟大的战士雷锋》 | 《记者来信：实行“大包干” 农业大增产》 |
| 《狂欢之夜——延安市人民庆祝日寇投降举行火炬游行速写》 | 《大庆精神大庆人》 | 《“谷底”震荡——徐州市转变企业内部机制改革记》 |
| 《沸腾了的北平城——记人民解放军的北平入城式》 |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 《砥柱人间是此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纪实》 |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观念与中国追求现代化国家的历程紧密结合在一起。
有学者提出：甲午战败让一些国人认识到，延续已久的皇权专制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其后民族意识的觉醒代表了甲午战后中国人的一个方向。
（1）依据材料，概括这位学者的观点，并结合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两个历史事件进行简要说明。
1935年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万里长征”的概念首次出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的意义在于“唤醒民众”“检验真理”“开创新局”。
（2）请写出如图中①和②对应的地点名称。
（3）结合史实，谈谈你对长征“开创新局”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效仿苏联的“民族自决”理念与“联邦制”主张。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收回“民族自决”的做法，建立属于中国版图内的内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在对“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过程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确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结了建国以来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对我国的民族政策作了更完善的规定。1984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出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到新的高度。
（4）依据材料，划分中国共产党民族治理模式的发展阶段，并说明理由。
4 . 参观学习是一种重要的历史学习方式。回答下列问题。
2017年国家博物馆“秦汉文明展”展出了一件被称为“中华第一灯”的文物——长信宫灯。该灯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考古学家在宫灯灯身上辨识出“阳信家”和“长信宫”等铭文，说明长信宫灯几易其主。最初，其主人是阳信侯刘揭，后因其子刘中意参与“七国之乱”，封地与家财收为国有。随后该灯转移到窦太后的长信宫中。后来窦太后氏将此物赐于本族裔亲窦绾。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长信宫灯几易其主的故事与汉初哪项政治制度有关？谈谈汉武帝对此制度进行的调整及调整的作用。
（2）以上图片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的会址。结合相关史实，任选其中一幅图片撰写解说词。（要求：史实准确，逻辑清晰，表述简练。 ）
（3）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历程。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33年4月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开始长达半年之久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签订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
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南京政府）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
1933年5月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告一段落。
1933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剿共”军事会议，通过军事、谍报、宣传等“剿共”方案，确定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仍为前一年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
1933年8月，南昌行营制定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规定：“武断乡曲，虐待平民，致死或笃疾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933年8月，南昌行营颁发《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投诚赤匪经该管县政府核准归原籍居住后，其生命财产应一律予以保护。”
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战字第二一三号》训令：“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的活动空间，迫使红军真面目的主力决战。
——摘编自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柒》，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材料二1930年7月《申报》报道：“平均潮属每年所产之盐，销入闽赣外省者占十分之七。”闽赣对外来食盐的依赖，可见一斑。
1932年6月、10月和1933年7月，由于财政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向苏区人民发行公债60万、120万、300万。第一期公债大都用抵交土地税方式陆续归还，第二、第三期则基本成为无偿的贡献。
1933年底毛泽东调查得出：江西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
1934年初，整个中央苏区荒田达到80万担。
1934年3月张闻天记：江西于都“岭背区特派员乱打土豪，故意将中农当地主打，造成群众恐慌和逃跑。”
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
1934年年中，随着前方战事不利，物价再现暴涨：“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
1934年9月，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因逃亡、生病减员达1800余人，几乎占到该部总人数的1/3。
1934年7月张闻天记：“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P248﹣351
（1）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在第五次“围剿”前后南京政府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的困境。
（3）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博古、李德军事上“左”倾错误导致的。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