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 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 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 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 胡内迁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 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 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 危险了。 ——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华民族形成虽然很早，但自我意识十分淡薄。中华民族自我意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逐渐形成的。1902年，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五族共和” “五族平等” 得到广泛传播。到五四运动前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自决”思潮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和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观念得到全国各民族的人民普遍认同，并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之共同称谓。

——摘编自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材料：抗战时期，叶剑英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国统区工作。期间，他发表大量的时政和军事文章，宣讲抗战的战局特点和战略问题，以及敌后游击战的经验等。《新华日报》和偏向于国民党的报刊杂志都成为叶剑英宣传的阵地。1938年11月，国共合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为国民党将领讲授游击战术课，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应民主人士之邀，叶剑英多次参加时事讨论活动，并广泛接触军政界各派系爱国人士。1940年，针对国民党顽固势力对中共“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污蔑，叶剑英用充分的数据和详实的资料进行反驳，并强调一定要“求得解决（摩擦）的办法”。叶剑英的一系列统战实践为维护全民族团结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谢涛、周竞风《抗战时期叶剑英的军事统战工作》

材料南昌会战（1939年3～5月，中国军队在南昌地区抗击侵华日军的作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表明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而且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革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意图。可惜的是，由于最高决定者和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在造成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战役企图。

——摘编自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