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晚清王朝的本意上说，保持“天朝体制”和“上国”地位是宗旨，所以无论面临多大的外界压力，晚清王朝誓死保留了负责朝贡外交事务的理藩院，这种抗争直至1895年朝贡体系完全崩溃为止。在西方的强迫之下，晚清王朝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外交交涉而按西方的要求设置了主管洋务的总理衙门，并在上海和天津设置了南北洋大臣，负责一切对外交涉。而自1875年开始，晚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下设置的使领制度就更明显地反映出其对近代国际体系中的国际法原则的一种适应。1873年，同治帝在紫光阁以“五鞠躬礼”代替朝贡礼接见了当时列强驻华公使与代表，此举解决了自1793年以来中西方外交体制在觐礼问题上的争议。对晚清王朝而言，这实属无奈之下的变通与适应。

材料二   1919年的巴黎和会之后，中国外交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的互动加强，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的意识和行动日益强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列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国家在战争中衰落下来，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力量的此消彼长为中国的收回主权运动提供了最有希望的可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1942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家宣言》四个发起国之一和1943年中国参与开罗会议等事件证明，在中国一个时代正在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龙向阳《关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