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4~1956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拟稿）》，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材料二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5月29日下午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1）依据材料一、二，概括两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中断的原因和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编纂民法典的基本历程。
（2）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
材料一：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贸易方面引起进一步的后果，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但当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发展起来时，详细拟定的罗马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材料二：梁启超将中国专制归结为历史传统，有先秦“封建制度之渐革”。导致封建衰而专制起；也因秦汉以降“贵族政治之消灭”，历代社会等级间虽有流动，但民众的自由乎等意识很薄弱；此外，“权臣’被“次第摧毁”，相权逐渐沦为帝王的“留声机”与“写字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何以尊于禽兽！人有法律，而禽兽无之也……立法权如果操于一人，必立有利于一人的专制之法；立法权如果操于众人，则所立之法必然是有利于众人的民主之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三：“法制”就是法律制度，而“法治”即法的统治（RuleofLaw），法律至上，标志着民主政治。“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和保障；应当把法律看成是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用来规范自己行为、保障自己权益的社会公约，是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工具，它具有至上的权威。
——童光政《二十世纪中国法制文明的演进》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法”的职能。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罗马法”在近代世界“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的原因
（2）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材料二中梁启超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的理由。
（3）归纳材料二、三的共同观点。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成就说明材料三的观点。
材料一 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皇明祖训》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有权选举临时大总统、弹劾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行使行政权，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据《历史·必修一》等整理
材料三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确立起来。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探索，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八十年代初，政治体制改革也本着“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精神迈出新的步伐。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材料一中的措施是哪个皇帝开始实施的？其后，为了解决皇帝政务繁杂的问题，又建立了什么制度？这些措施起了怎样的作用？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回答《临时约法》颁布前后南京临时政府共和制政体的变化，简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的主要意义。
（3）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哪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列举改革开放后体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两件大事。
材料一 《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时已产生了“父子不得相互告诉”的思想。汉宣帝曾颁布：“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大父母匿子，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学界认为这是关于亲亲相隐制度最早、最明确的规定。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泄露其事及鞑语消息，亦不坐。”同时唐律还规定：“若犯谋逆以上者，不用此律……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虽告亦无罪，缘坐同首法”，认为因为“不臣”可以不用容隐制度。到近代，在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历次法律变革中，亲属容隐制度仍得以继承。
——摘编自王新霞、柳萍等《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亲亲相隐原则”为例》
材料二 201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规定赋予了亲属证人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特权，体现了亲属拒证权的理念。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为了避免自己及其亲属受到追诉，不愿意作证，这是人的本性使然，法律不应当强制打压。从更深层次来看，亲属拒证权制度维系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脉亲情，在宏观上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益。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对被告亲属所作证言持有怀疑态度，其被认可和采纳的机会很小。
——摘编自李旭霞《论我国刑事诉讼亲属拒证权制度之构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容隐制度发展的特征及形成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现代“亲属拒证权”与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不同，并结合材料二分析我国构建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