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云南巡抚鄂尔泰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事”。世宗（雍正）批准了鄂尔泰的建议，并将四川闹事的三个土府即东川、乌蒙、镇雄划归云南。不久，又提升事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总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宣。
——摘编自李治亭《中国断代史系列清史（上）》
（1）根据材料一，概括鄂尔泰主张“改土归流”的目的。结合所学，简述清朝实行“改土归流”的积极意义。
材料二 香港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中国随时有权收回。中国任何时候都可以给香港制造麻烦，但中国政府不但始终没有这样做，相反特别关注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一直有意保护香港的现状，是因为一方面香港的存在对中国有一定的好处，可以作为赚取外汇，观察世界的窗口；另一方面是中国大陆一直处在动满之中，没有找到一种既可收回主权又能保持香港荣的办法，时机尚未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从而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宏伟构想。
——摘编自张怀兵《香港问题始末》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立即收回香港主权的原因。结合所学，简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的实践过程。
材料一 在孙中山眼里，香港既是中国内地走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车之鉴，又是中国内地地方治理的他山之石；既有欧美制度的暴风骤雨，又有中国文化的无声润物。
——摘编自陈鸿惠《孙中山论香港问题的三个向度》
材料二 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谈话时就对香港问题的战略决策作了说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
材料三 2020年5月21日，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部被港媒称为“港版国家安全法”的法律的订立，并非仅意在平息香港自身的乱局，更旨在防止香港问题对整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这一行动意在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中国政府在捍卫主权和国家安全等基本利益和原则时，“将不惜一切代价”。
——环球时报《专家谈“港版国安法”：捍卫国家安全“不惜代价”》
（1）据材料一，概括孙中山眼里近代香港的映象。
（2）据材料二，概括毛泽东主席对香港问题的基本观点。
（3）据材料三，分析“港版国安法”意义。
材料一 历代中央王朝所奉行的“大一统”而又“因俗而治”政治传统的根本准则是君权至上，故所谓“天下一体”，也皆为王土王臣，所谓“因俗而治”，不过是给各族统治者以本民族习惯方式继续压迫本族人民的特别代理权。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各族人民通过民主选举方式，推荐自己的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己管理国家事务和民族自治地方事务的权力。
——摘编自李贽、金炳镐《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伟大制度创举》
材料二 在澳门，96%是中国人，2%是葡萄牙侨民，1%以上是葡中混血儿。然而，由于中文不是官方语文，占人口多数的中国人不能在正式场合使用中文，难以同管制机构沟通，更难以担任政府公职或得到地位提升。澳门的司法系统也完全依附于葡萄牙司法机关，加上多元的法律形式，形成了澳门法律多而杂、体制不合的局面。
——李英《澳门平稳过渡的三大难题与对策》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新中国民族政策与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的根本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者在地方治理价值上的相同之处。
（2）据材料二，概括回归前澳门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分析其根源。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澳门回归后中央政府为推动澳门发展所采取的方针。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国家实现地方有效治理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