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作为国家间友好关系的象征，   “国礼”在国家间的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古代朝贡体系之下，中国选择馈赠他国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土特产品，如举世闻名的中华四大“国礼”——丝绸、茶叶、瓷器和阿胶。晚清时期，各国政要们如美国总统格兰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开始访问中国，为此，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依据国际惯例，仿照西方国家荣誉勋章样式，制作大清御赐双龙宝星赠给来访的政要，以示荣典。

——摘编自甘甜甜、宋黎磊：《中国对外交往模式变迁下的“国礼”馈赠》

1972年，毛泽东主席与到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进行了会晤，毛泽东主席的赠礼是宋本 影印《楚辞集注》,表达了中日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深刻内涵。田中角荣首相的赠礼是水粉   画《春晓》,寓意中日两国将迎来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春天。2014年，习近平主席出访阿根廷，送出的国礼包含了《北京青年》《老有所依》《失恋33天》等影视作品。这些影视剧跨越时空，使极具时代感和文明进步的全新中国形象，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心目中鲜活起来，进而产生情感的共鸣。

——摘编自陈紫：《国礼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分析》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中美商约等一系列条约采取了不予承认的立场。面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中国政府也宣布收回……为了维护周边安全，尽快融入国际社会，1953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进行谈判，妥善地解决了中印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裴坚章《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年）》

材料二：20世纪70年代与中国建交国家数量统计表

材料一欧盟成立之初，对非洲的援助集中在贸易、产业和财政方面的合作上。20世纪90年代末，援助部门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公民社会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欧盟增加了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在解决地区武装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还表示尊重人权、民主、法治是双方伙伴关系的基本要素。欧盟开始注重向国际多边机构靠拢，注重与其协调一致，注意和其他大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以期在新形势下深化欧非双边关系。

——摘编自刘丽云《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非洲国家创建多边发展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实现了中非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中方加强了该论坛的后继行动机制建设，以确保各项对非洲援助承诺的落实。基于非洲受援国的现实需求，中国对非援助秉持“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通过提供优惠贷款、项目合资合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

——摘编自赵金合《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动因和影响》

材料一乾隆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梁廷楠《粤海关志》

材料二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走向世界舞台，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美国等对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中国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二十多年。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外交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有了重大突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国际上掀起广泛同中国建交的热潮，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摘编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①》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适应新的形势、对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作出重大调整，积极参加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外交活动，取得辉煌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①》

2017年12月18日和2018年1月19日，美国分别发布了《国家战略报告》和《国防报告》两份重要文件，将中国界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安全威胁。自此，中美两国许多重要方面的互动日益表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性质。美国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这一动作，凸显了美方在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的对抗思维，揭示了美国在对华极限施压上不断增加的零和博弈色彩。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两轮关税后，对中国股市和汇市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公开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这是典型的零和思维反应。当然，中国不得不做出的关税报复回击，也无疑具有政治和情绪表态的含义。换言之，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关税报复，实际上让双方都遭受了损失，因此这并不仅仅是从寻求最大获益的经济理性角度出发而做出的策略互动。

——摘编自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陈琪《中美关系中的零和博弈》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思想和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见下表。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战争与当代国际安全》

材料一   1950年2月以后，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公开敌对。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接管了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房产。美国国内以歇斯底里反共为特征的麦卡锡主义开始肆虐。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了朝鲜战争，但在敌视新中国方面比杜鲁门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段时间内采取“放蒋出笼”的政策，鼓励、纵容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进行军事骚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中美双方虽在言辞上一再严厉警告对方并表达了绝不在原则问题上与对方妥协的决心，但双方开始显示出了不使事态发展演变为战争的某种意愿。在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一再下令，要求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只打蒋军，不打美军”。当时美国正专注于欧洲事务。因而美国方面对危机的反应令人寻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遣第七舰队为向金门岛运送物质的国民党舰只护航，但同时他又命令美军护航船只不得进入沿海3海里以内，以免擦枪走火。

——摘编自刘凤瑞《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材料二   从1969年至1971年夏，美国“跳出了一种微妙的外交小步舞”，如通过“巴黎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叶海亚渠道”等方式，向中国政府传递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继之基辛格秘密访华。对此，中国政府则投桃报李，如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导演“乒乓外交”，等等。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和上海公报的问世。

——摘编自刘佳钦《1972年尼克松访华背景之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