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外交发生深刻变革并取得伟大成就。这40多年，中国同世界体系与秩序的关系，经历了由对立者、挑战者、革命者到跟进者、参与者、贡献者的重大变化。中国外交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总体布局：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为国与国交往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创造性地提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指明了新方向。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外交的变革与成就》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的宣传实际上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以新中国为宣传对象的对华宣传，对象是中国大陆居民，总体宣传思路和政策以推销中美“友谊”为主；另一个是关于新中国的涉华宣传，对象是大陆以外的世界舆论，尤其是港澳台华侨和中国周边国家，总体宣传思路是以反华、反共为主。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的宣传很难直接渗透进中国大陆，加之朝鲜战争后新中国国际声誉的迅速提高，美方评估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周边国家乃至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而对华宣传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直接以中国大陆为对象的对华宣传规模在缩减，重点转变成以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舆论为对象的涉华宣传，其规模远超同时期的对华宣传。

——摘编自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

材料二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于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然而，1979年4月，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公然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政府立即向美国政府递交了抗议照会，强烈抨击《与台湾关系法》对中美关系发展带来的伤害。20世纪80年代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两国交往向各层次、各领域拓展。

——摘编自杨洁勉《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和前景》

材料一1950年7月3日，艾寺逊指示奥斯汀：“鉴于朝鲜的局势，国务院认为此刻在安理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不可取，一旦发现有提出这一问题的可能迹象，你就应向各国驻联合国代表表明美国政府这一立场。除此之外，你可向有关国家指出，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更不愿看到中国代表权的变更。”

材料二1971年4月26日，一个特别的总统委员会建议美国“尽早”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而又不开除国民党当局代表。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准备，罗杰斯在1971年8月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公布了美国政府的新政策，他说：“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运动。”关于中国安理会席位问题，“根据联合国会员国作出的一项决定得到解决”。美国最终放弃了战后20年来实行的坚决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政策，而实行有条件的支持，即同时保留中国台湾在联大的席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廷中《关国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政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