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需要有霸权国家的维护。但是要维护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霸权国家必须能够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诸如在联合国与维和部队承担最大份额的经费、开放自己的市场等），允许其它国家“白搭乘车”。这一现象的结果是“白搭乘车”国家迅速发展并接近霸权国力量，霸权国则因“经济剩余”逐渐减少，必然出现衰退现象，于是新的挑战国便会向现存霸权国挑战，以改变现存国际秩序。因此，霸权国与挑战国的地位在不断变化着，国际秩序稳定也是相对的，它需要霸权国维护，但不会只是一个不变的霸权国。

——【美】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材料二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霸主地位减弱、国际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和平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八国集团的作用逐渐被二十国集团取代，多极化论再受重视。

——俞邃《当今世界格局仍呈多极化》

材料三   各国人民同心协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材料一   1950年到1976年， 中国正式与受援国签订协议的援助款额为619亿人民币。约80%的金额都用来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外援助在内容上主要由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军事援助和现汇援助这四部分构成。新中国领导人将对外援助视为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手段。因此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不仅数额大、力度大，而且让渡性也很高。以贷款利息为例，1964年中国政府将全部贷款改为无息。

——摘编自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8-1918)》

材料二   1980年11月 国务院指出对外援助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调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1995年起，中国以优惠贷款作为新型援外方式，主要投向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对外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援外志愿者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援助领域已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工业、 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外援助研究》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材料一   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事件”加剧了中国领导人对安全问题的忧虑，如何摆脱受美苏腹背夹击的局面成为重要课题。此时美国因为越南战争国力衰落，试图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便借助中国的力量来与苏联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调整了“两面开弓”的政策。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时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所谓的“一条线”战略（后来邓小平又把它概括为“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一大片”战略。“一条线”“一大片”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形象写照。

——摘编自黄英、倪宪章《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不同时期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与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

材料二 习近平出访一览表（2013~2014）

材料一   人所共知，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立是一种幌子”，尽管如此，中国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却有很多重要的内容与不结盟政策所倡导的是一致的，比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和平共处，比如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奴役，反对军事条约的存在等。1961年不结盟运动兴起时，中国与这一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印度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处于僵持状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相反，中国对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的总政策，予以了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

——摘编自刘中民《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六十年》

材料二   到了8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才关注不结盟运动的成功经验并采取尼赫鲁倡导的不结盟这种比较务实的外交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不结盟外交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关系，基本可以认定不结盟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服务于独立自主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张竹云《关于我国不结盟外交政策战略问题研究》

材料三   不结盟运动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富国剥削穷国，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军备竞赛，要求建立新的、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揭示国际经济旧秩序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全球剥削的实质，对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尹承德《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不结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