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9年1月至8月,在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中共直接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承旧约；二是重订新约；三是暂时维持条约的原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也表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指出订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

——摘编自沈志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原望和结果》

材料二   从1969年至1971年夏,美国“跳了一种微妙的外交小步舞”,如通过“巴黎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叶海亚渠道”等方式,向中国政府传递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继之以基辛格秘密访华。对此,中国政府则投桃报李,如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导演“乒乓外交”,等等。美中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和上海公报的问世。

——摘编自刘家钦《1972年尼克松访华背景之考察》

材料   在国际斗争中，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国力，还取决于该国运用的外交策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当今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摘编自孟宪生《审视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之变》

——据李俨鹏《中国国家元首出访与中国外交》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广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下图是“与中国建交国家数量增长情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