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晚清国人也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新接触，逐渐萌生了国际法上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中国外交开始重视通过国际法上的谈判方式来解决清政府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二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不再“以苏划线”、“共同制苏”，而是提出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国、苏联的霸权主义，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改变过去与美国建立针对苏联的“战略关系”，适当拉开距离，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全方位进行外交活动。中国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经受住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坚守了社会主义阵地，取得了内外工作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吴恩远等著《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
(1)根据材料一归纳清政府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的表现，并分析原因。
(2)从材料二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建交的高峰中任选一次，分析促成建交高峰的国内外因素。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政策的内涵，归纳这一政策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说明制约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
材料一 1851—1910年，清王朝多次派员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博览会上中国展品除以农渔牧及其副产品、矿产品、手工制品等为主外，还有古玩、祭器带有文化色彩的器物，得奖的也大多是诸如景泰蓝、丝绸之类的展品。清王朝参会的展场布置既建辕门、插龙旗，“与官衙一式，极形严肃”，甚至设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容像；还陈列对联、灯笼、绣画等物品。场馆的命名或称为“大清国”，意为“大清朝”，或称为“中华公所”，富含“中华文化”意味。但西方强国却对晚清中国不屑一顾，除了在会场上刁难中国人外，还将中国视为殖民地和“半开化的国家”。
——摘编自洪振强《国际博览会与晚清中国“国家”之形塑》
材料二 1951—1957年，中国共参加了20多次大型的国际展览会。在场馆的陈设上，凸显了天安门、国旗等，而在1956年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国旗与苏美英等参加国国旗并列。参会的展品全面展示了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建设成就，其中重工业展品居于突出的位置，如1956年在保加利亚举办的展会上，重工业品的比重为40%。参加展会的观众也改变了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了。除了工业品，中国还借展品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海外的观众纷纷为中国劳动人民高超的技艺赞叹不已。
——摘编自夏松涛《1951—1957年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活动的形象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参展的特点并指出其塑造的国家形象。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参展的意义并分析新中国与晚清国家形象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一边倒”的政策，不是单纯的在国际斗争战线上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战略，它是一种基于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的深切认同、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党情、国情独立自主地做出的正确战略抉择。
——杨云龙、肖昊宸《“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原因再析》
材料二 由于历史问题、社会制度等原因，到5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国家对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仍持恐惧或怀疑的态度。斯大林的逝世与朝鲜战争的结束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出现了和平共处的可能，适用于处理国家间交往的“新方针”应运而生。
——齐建华《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
材料三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新方针”，说明其历史意义及外交实践。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知识，指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及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