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78年下半年，中国农业代表团、工业代表团等相继访美。中国还邀请美国许多大公司来华为自然资源开发、重工业建设、石油开采等领域提出建议。1979年7月，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签字，该协定是“中美商务关系的核心”和“美中关系的转折点”。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向中国通报了美国为推动两国经济关系所采取的步骤：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协助中国发展水电，为中国提供贷款，鼓励美国企业界向中国投资。1979年中美两国的贸易额达到24.51亿美元。
——摘编自陈从阳《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中的经济因素》
材料二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01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为805亿美元，是1979年两国建交时的32.8倍。1979—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累计近6000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大陆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以2000年计算，美国在中国大陆投资所带来的赢利收益高达72亿美元，比从墨西哥所收取的多了57%，比新加坡多出1倍多，是巴西的近4倍。
——摘编自于朝晖《试析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重大意义。
材料一欧盟成立之初，对非洲的援助集中在贸易、产业和财政方面的合作上。20世纪90年代末，援助部门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公民社会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欧盟增加了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在解决地区武装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还表示尊重人权、民主、法治是双方伙伴关系的基本要素。欧盟开始注重向国际多边机构靠拢，注重与其协调一致，注意和其他大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以期在新形势下深化欧非双边关系。
——摘编自刘丽云《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非洲国家创建多边发展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实现了中非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中方加强了该论坛的后继行动机制建设，以确保各项对非洲援助承诺的落实。基于非洲受援国的现实需求，中国对非援助秉持“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通过提供优惠贷款、项目合资合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
——摘编自赵金合《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动因和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欧盟成立后对非援助的政策特点及其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欧盟相比，21世纪中国对非援助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非关系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便给，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的丧权华国的外交遗产，抵御和破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努力争取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和地位重返国际台并发挥积极作用和影响。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摘编自齐鹏飞《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继续维护和观园国家安全的同时，中国特别强调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要努力争取世界和平，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此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总方针。中国不再同任何大国的盟，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对一切国际问题、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我国外交中的敌友观念渐趋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宽，不弄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实行全方位的多边外交。
——摘编自韦世强《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
(2)根据材料二，概括改革开放后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转变的原因。
材料一 1951年6月，以李德全为团长、费孝通等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广西对各族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他们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与壮、瑶、苗、侗、仫佬、京、彝、仡佬、回等各族群众密切接触……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培训少数民族干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他们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工作，如对未确定民族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开展调查识别工作，最终整理成了29份共40多万字的调查材料，供有关方面内部参考。各地还组织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对47个壮族聚居县52个点进行壮语方言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壮文的创制，最终形成在壮族地区全面推行使用的拼音《壮文方案》。
——摘编自方素梅《新中国初期的社会调查与民族工作》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对外关系和对外决策中正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这是中央对外决策的一种有益补充。其中广西建议中央政府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6年7月20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了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主办方包括中央政府相关机构和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以及作为地方政府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论坛提出“要围绕拓展和深化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站在面向东亚合作的高度上，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将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延伸到隔海相邻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海上东盟国家，密切物流、产业、贸易与投资合作，共同促进本地区加快发展”。
——摘编自杨毅《中国外交决策中的地方政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广西地区少数民族进行社会调查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从现代中国外交的角度分析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原因。
材料一
1843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派出使团赴华订立“平等互惠商约”的议案。国务卿给赴华专使顾盛下达训令，“这些港口（厦门、宁波、上海、福州、广州）位于中国物产最为富饶和人口最多的省份，都将成为很重要的商品市场”，“美国商船（要）进入这些港口，与英商享受同等优惠贸易的权利”。1844年7月3日，顾盛与耆英签订了《望厦条约》。
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务卿向各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在致英国的照会中提出，“维持在华商业和航海的平等待遇”，以及需要“巩固和维护该帝国政府（清政府）的完整”等。1900年7月，美国向各国再次发出照会，宣称美国“要寻求一种解决办法……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对友好国家所保证的一切权利，捍卫全世界与中华帝国所有地区进行平等与公平贸易的原则”。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时期中美条约关系的演变》
材料二
如果说尼克松访华、卡特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构筑了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那么里根时期对华关系的调整和改善则标志着中美关系新的支点——“经济合作”的基础开始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执行“新现实主义”对华政策，宣称“美国需要通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要把同中国的关系集中在经济方面”。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从1979年的23.1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1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5％，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的地位也从1980年的第24位，上升到1989年的第10位。
——摘编自于朝晖《试析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1)根据材料一，说明晚清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发展性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特点，并简析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
2017年12月18日和2018年1月19日，美国分别发布了《国家战略报告》和《国防报告》两份重要文件，将中国界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安全威胁。自此，中美两国许多重要方面的互动日益表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性质。美国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这一动作，凸显了美方在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的对抗思维，揭示了美国在对华极限施压上不断增加的零和博弈色彩。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两轮关税后，对中国股市和汇市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公开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这是典型的零和思维反应。当然，中国不得不做出的关税报复回击，也无疑具有政治和情绪表态的含义。换言之，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关税报复，实际上让双方都遭受了损失，因此这并不仅仅是从寻求最大获益的经济理性角度出发而做出的策略互动。
——摘编自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陈琪《中美关系中的零和博弈》
就材料中的零和博弈思维，提出你的看法，简要阐述理由。（要求：看法清晰，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1950年到1976年， 中国正式与受援国签订协议的援助款额为619亿人民币。约80%的金额都用来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外援助在内容上主要由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军事援助和现汇援助这四部分构成。新中国领导人将对外援助视为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手段。因此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不仅数额大、力度大，而且让渡性也很高。以贷款利息为例，1964年中国政府将全部贷款改为无息。
——摘编自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8-1918)》
材料二 1980年11月 国务院指出对外援助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调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1995年起，中国以优惠贷款作为新型援外方式，主要投向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对外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援外志愿者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援助领域已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工业、 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外援助研究》
(1)据材料分别概括两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因，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非交往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的背景和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今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材料一 公元5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已开始与阿拉伯人通商，从而形成各自对对方形象认识的雏形。艾布·阿提凯转述穆罕默德的训示说：“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古时期阿拉伯地理书籍中，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商人们公正、守信，人们心灵手巧，精于手工艺品。马斯欧迪曾描述“中国国王最注重体察民情和善待士兵”。从第一本记载中国的阿拉伯地理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成书于851年)一直到阿拉伯地理学走向衰落的13世纪完成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人对于中国的描写从未中断过。伊利汗国时期的历史书、地理书等作品中关于中国的记载，呈现出突破性的进步。不过，他们曾描写中国的鸡比鸵鸟还大，把所见到的一切精美的手工艺品都称为中国产的。
——摘编自郭筠《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研究》
材料二 2001年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成立，针对阿拉伯国家开展民间友好工作。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新的双边合作机制。发展成为涵益众多领域、建有10余项机制的集体合作平台。2006年，首届阿拉伯艺术节在中国举行，成为中阿合作论坛之下中阿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重要机制。2014年、中阿双方确定2014年和2015年为中阿友好年，并倡导中阿共建“一带一路”。
——摘编自刘少华《走在古今丝路上的中阿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古时期阿拉伯地理文献中出现“中国形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古时期阿拉伯地理相关文献所记述的“中国形象”的特征。
(3)进入新世纪，中阿交流迈人快车道。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出现这一现象的现实依据。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目前中国已同17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一直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处理各种国际争端，致力于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主持六方会谈从而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外交为国内与国际互动提供了平台，在为中国国内改革和治理提供资源和知识支持的同时，也把中国治理经验和发展史传播到国际社会，从而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
——摘编自方长平《新中国外交60年：成就、挑战与反思》
材料二进入21世纪，尽管中国推行和平发展路线，但按照西方大国的冷战思维，中国的和平壮大将会冲击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美国重返亚太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就出现连锁反应，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空间正在受到挤压，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尤其是领土争端趋于严峻。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国际能源资源供给、海外公民安全等领域的外交实践增多，也需要中国适度调整外交政策以应对日益变化、扩展的国家利益。
——摘编自胡宗山《新时期中国特色外交风格的形成、演进动因及其现实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外交成就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面临的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