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早期留美的容闳提议，经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慈禧批准从全国选招的留学幼童，于1872年至1875年分四批赴美后，拟先读中学，再进大学。为避同学嘲弄，有人剪掉了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他们认为学生离经叛道，不读儒书，目无师长，沾染恶习，有以夷变夏之险。不顾容闳的反对，1881年奏请慈禧批准撤回全部幼童，遣送回国，并关押起来，最后不问所学而分配到全国各地。尽管这批归国少年有不少以后成为晚清民初的优秀人才，那并非初衷。

——摘编自屈秩著《留学制度的演变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

材料二   教育部系统1951-1965年留苏学生人数示意图

——摘编自周尚文著《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潮”述评》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