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材料一   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在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摘编自罗昱《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材料二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不断打压发展中国家……因此，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摘编自余建华《万隆会议与中国亚非外交》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清廷实行较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顺治帝多次下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死，货物没入官府……原先最为担心的海上威胁已消除，但群臣对是否开放海禁意见不一……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各省的地方官别认为海外贸易有利于国计民生，要求开放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下令取消海禁，开放海外贸易，分别设立粤、闽、渐、江四海关……然而，清廷对“外夷”来华始终存有戒心，对国内民众大批外出，或留居南洋，或聚集海上，也深感忧虑，怕对海防构成威胁。故自康熙后期开始，清是对通商口岸、外贸路线、出海时间等，不断加以收缩和限制。

——摘编自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还在军事革命胜利在望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三项外交方针。第一，是“①”。就是不承认旧政府同外国政府所建立的外交方针以及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任何国家必须在尊重中国领土和断绝与国民党政权外交来往的基础上，重新与新政府进行建交谈判。第二，是“②”。就是不急于取得资本主义各国的外交承认，要争取在肃清一切内外威胁和各种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及影响后，再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谈建交问题……第三，是“一边倒”……促使新中国采取如此彻底的革命外交的方针的，根本上在于共产党人有着完全不同于国民党人的意识形态……新中国的外交选择，带有鲜明的阶级革命的色彩，即使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也是不可避免的

——杨奎松《在毛泽东“革命外交”的背后》

10 . 材料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缅甸大米出口量一路下跌。1954年，中缅两国达成协定，缅甸以大米换取中国的商品与技术援助。同时缅甸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达成橡胶贸易协议。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帮助下，1954年，周恩来和缅甸总理吴努实现互访并宣布两国真正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准备开辟航空线并缔结邮电协定；中国进口缅甸20万吨大米，缅向也将由中国进口工业品。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