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托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材料一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但外交政策的制定离下开当时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原则的制定，并要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并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同时，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即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最后，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必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馆既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摘编自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材料二美国在亚太地区拉拢盟友。实行全面军事盟署。中国一些周边国家也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输出会威胁自身利益，纷纷采取最对政策，使中国周边环境严重恶化。1953年，力主在亚洲向美国示威的斯大林逝世，苏共领导人中止了原来的进攻政策，并劝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尝试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和平共处”。在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也迫切需要建立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巩固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出现在处理中印、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的原因。

——摘编自李宇博《试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材料一   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在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摘编自罗昱《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材料二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不断打压发展中国家……因此，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摘编自余建华《万隆会议与中国亚非外交》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