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是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采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 （1949年11月8日）

材料二　“一边倒”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为处理新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方针。这一选择并非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必然结果,也并不主要是应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对策。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任务转向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新中国在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便生成了,在“一边倒”的选择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对这些利益的考虑。

——摘编自关锦伟《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

《凯歌行进的时期》是林蕴晖等著，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中的第一本，出版后影响较大，曾多次印刷。

该书忠实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奠基，新中国成立前三年经济恢复伟大成就，以及1953—1956年创业探索的艰难历程，书中对新中国诞生，国民经济恢复，人民政权的巩固，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第一部宪法的诞生，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平外交的成就等作了详细探究。

书中谈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中共八大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只有7年时间……这7年，无论从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整统一和社会的政治安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以及人民得到的实惠，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等等，都可以说是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