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非交往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的背景和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今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A.致力于谋求地区性和平发展 | B.彻底放弃“不结盟”外交 |
C.重点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 D.积极开展全方位多边外交 |
A.推动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 B.消除国民的绝对贫困 |
C.夯实产业发展自力更生的能力 | D.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 |
A.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
B.严格遵守和执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
C.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判断 |
D.努力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
材料 回顾70年峥嵘岁月,中国外交在以下五个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一是时代主题上,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系……二是政治格局上,“从对抗格局的成员转变为基于和平与发展的全球伙伴”,编织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形成了“朋友遍天下”的良好局面……五是世界方位上,从一开始被孤立封锁,到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自身成为国际秩序演变的关键因素,中国外交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摘编自郑立樵《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外交演变历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进入新时期后中国外交“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举措及原因。
A.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 | B.世界传统安全隐患的日益加剧 |
C.上海合作组织服务于全球国家安全 | D.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能力的下降 |
A.中苏之间已消除了外交分歧 | B.我国坚定奉行不结盟的政策 |
C.美苏对抗严重威胁世界和平 | D.我国外交重点转向区域合作 |
A.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活动 | B.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C.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D.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
年代 | 次数 | 主要出访国家 |
1949—1983年 | 12 |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亚洲民族主义国家 |
1984—1992年 | 44 | 亚洲、西欧、东欧、北非 |
1993—2014年 | 225 | 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 |
——据李俨鹏《中国国家元首出访与中国外交》整理
A.始终倡导支持并践行双边主义 | B.出访次数与外交政策调整有关 |
C.政府外交政策取决于国际形势 | D.开展全方位外交取得巨大成就 |
材料一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晚清国人也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新接触,逐渐萌生了国际法上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中国外交开始重视通过国际法上的谈判方式来解决清政府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二1954年,日内瓦万国宫,新中国在这里亮相,为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提出建设性建议;2017年,在同一地点,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以双赢为前提、取代西方零和思维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1955年,中国代表团在万隆发出“求同存异”的呼声,中国的和平外交进一步走向世界;60年后,习近平主席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重温万隆精神,再次向世界发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声音。
——摘编自国纪平《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对稳定世界发展所作的贡献日益显著,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当前的世界大变局中,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投行的快速扩员、“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扩大就是最好的证明。
——摘编自严文斌《解构百年大变局之“变”与“局”》
(1)根据材料一归纳清政府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的表现,并分析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鲜明底色,并运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相关外交史实予以说明。
(3)据材料二、三,指出中国在当前的世界大变局中所提出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据材料三指出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