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建立前,苏联已与东北根据地开展了地方性的经贸合作。1950年,随着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相关协定的签订,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到1959年,两国贸易总额增加到20.97亿美元,是1950年的6倍。中国向苏联提供苏联所急需的橡 胶、有色金属、羊毛、黄麻、大米、猪肉和烟草等原料和农副产品,以换取苏联的机器设备和 成套设备等。除此之外,中苏还以技术协定、人员交流等形式进行科技合作。为适应两国贸易 需要,中苏还决定发展并完善铁路运输路线,加强了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合作。
——摘编自禹丹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经贸关系研究》
材料二 2000~2019年中国同俄罗斯商品贸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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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张小女《中俄商品贸易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
(1)根据材料一,归纳20世纪50年代中苏经贸关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俄商品贸易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俄商品贸易变化的原因。
A.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以贯之 | B.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方针不变 |
C.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始终不变 | D.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时而变 |
A.是中国重视发展周边关系的具体实践 | B.掀起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建交高潮 |
C.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部分 | D.有利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深化 |
材料一 “一边倒”的政策,不是单纯的在国际斗争战线上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战略,它是一种基于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的深切认同、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党情、国情独立自主地做出的正确战略抉择。
——杨云龙、肖昊宸《“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原因再析》
材料二 由于历史问题、社会制度等原因,到5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国家对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仍持恐惧或怀疑的态度。斯大林的逝世与朝鲜战争的结束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出现了和平共处的可能,适用于处理国家间交往的“新方针”应运而生。
——齐建华《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
材料三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新方针”,说明其历史意义及外交实践。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知识,指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及举措。
材料一 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起点,清王朝遇到了来自西方列强和西方化的日本几个回合的强烈冲击,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不仅仅丧失了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清王朝也最终成了“洋人的朝廷”。
材料二 顾维钧(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的滔滔雄辩,在巴黎和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然而,中国的命运又岂是一个外交官的雄辩所能改变得了的?五强控制的和会最终决定由日本获取德国在山东享有的权益。
材料三 “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的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力,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材料四 “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邓小平(1984年)
材料五 当前的世界大变局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发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声音。中国致力于亚投行的快速扩员、“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扩大,充分说明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摘编自严文斌《解构百年大变局之“变”与“局”》
请回答: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哪一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开始丧失“主权的独立与完整”?造成清王朝在外交上不断丧权辱国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2)据材料二,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主要诉求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所引发的“爱国群众运动”,以及中国外交代表团的最终决定。
(3)结合材料三指出:这里的“原则”指什么?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这些原则有何重大意义?
(4)材料四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新特点是什么?
(5)据材料五,指出中国在当前的世界大变局中所提出的国际关系新理念,以及相应的外交作为。
A.致力于谋求地区性和平 | B.侧重与西方国家的沟通 |
C.对不结盟政策有所调整 | D.凸显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
时间 | 军事立法 |
2001年6月 |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
2003年5月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关于举行“联合—2003”反恐演习的备忘录》 |
2005年7月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想》 |
2007年8月 | 《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定》《反恐专业人员培训协定》 |
2009年4月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2010—2011年合作计划》 |
A.安全先行的信任关系 | B.互利协作的合作关系 |
C.自由贸易的伙伴关系 | D.大小国家的平等关系 |
材料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秩序观具有双重特点,既有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秩序的认同,又有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秩序的否定。在此基础上新中国逐步表达出自己的坚持和平共处的国际秩序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从主要遵从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秩序,到批判该秩序。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1978年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也因中心任务的改变而发生很大变化。对西方的国际秩序观不再全盘否定,而是部分接受。同时。中国提出了改变现行国际秩序并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作了许多积极努力,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2005年7月,中国和俄罗斯发表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两国联合声明提出了新的国际秩序的具体原则。标志着中国国际秩序观内容的重要拓展。
——摘编自叶自成、蒋立群《新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表现。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国际秩序观变迁的主要影响。
A.积极发展乡镇企业 | B.综合国力世界之首 |
C.彰显大国责任担当 | D.得到世界各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