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欧盟成立之初，对非洲的援助集中在贸易、产业和财政方面的合作上。20世纪90年代末，援助部门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公民社会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欧盟增加了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在解决地区武装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还表示尊重人权、民主、法治是双方伙伴关系的基本要素。欧盟开始注重向国际多边机构靠拢，注重与其协调一致，注意和其他大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以期在新形势下深化欧非双边关系。
——摘编自刘丽云《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非洲国家创建多边发展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实现了中非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中方加强了该论坛的后继行动机制建设，以确保各项对非洲援助承诺的落实。基于非洲受援国的现实需求，中国对非援助秉持“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通过提供优惠贷款、项目合资合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
——摘编自赵金合《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动因和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欧盟成立后对非援助的政策特点及其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欧盟相比，21世纪中国对非援助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非关系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外交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与1979年以来外交重点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9年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的重要作用。
材料 1949年1月，苏、保、罗、匈、波、捷六国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同“马歇尔计划”分庭抗礼。经互会的基本任务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经济经验……以实现成员国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其宗旨是力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以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相对抗。经互会是冷战的产物。中国领导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多次提出，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年来针对21世纪的新特点、新趋势，高瞻远瞩地提出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多次提出要确立新的全球观，加强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对人们认识人类文明的走向无疑是有重大启示意义的。
——摘编自李景治、林甦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经济互助委员会是“冷战的产物”。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并说明其主要表现。
材料一 1851—1910年，清王朝多次派员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博览会上中国展品除以农渔牧及其副产品、矿产品、手工制品等为主外，还有古玩、祭器带有文化色彩的器物，得奖的也大多是诸如景泰蓝、丝绸之类的展品。清王朝参会的展场布置既建辕门、插龙旗，“与官衙一式，极形严肃”，甚至设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容像；还陈列对联、灯笼、绣画等物品。场馆的命名或称为“大清国”，意为“大清朝”，或称为“中华公所”，富含“中华文化”意味。但西方强国却对晚清中国不屑一顾，除了在会场上刁难中国人外，还将中国视为殖民地和“半开化的国家”。
——摘编自洪振强《国际博览会与晚清中国“国家”之形塑》
材料二 1951—1957年，中国共参加了20多次大型的国际展览会。在场馆的陈设上，凸显了天安门、国旗等，而在1956年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国旗与苏美英等参加国国旗并列。参会的展品全面展示了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建设成就，其中重工业展品居于突出的位置，如1956年在保加利亚举办的展会上，重工业品的比重为40%。参加展会的观众也改变了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了。除了工业品，中国还借展品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海外的观众纷纷为中国劳动人民高超的技艺赞叹不已。
——摘编自夏松涛《1951—1957年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活动的形象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参展的特点并指出其塑造的国家形象。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参展的意义并分析新中国与晚清国家形象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继得到苏联率先承认之后，各国外长代表各自政府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立即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断绝同原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外长包括：
| 10月3日 | 保加利亚外长波普托莫夫、罗马尼亚外长安娜·波克 |
| 10月4日 | 匈牙利外长卡莱·古拉、朝鲜外相朴宪永 |
| 10月5日 | 捷克斯洛伐克代外长威廉：西罗基、波兰副外长斯达尼斯拉夫·菜西斯基 |
| 10月6日 |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暨兼外长却尔巴桑 |
| 10月27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长窦丁格尔 |
| 11月21日 |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恩维尔·霍查 |
——摘编自朱纪华《档案揭密外交风云》
材料二 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内心和谐正是对儒释道这三种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的生动诠释。19世纪以后，列强的疯狂侵略让中国人民陷入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难境遇，加深了无数仁人志士对自立自强的渴望、对战争侵略的控诉以及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我国推动建设新型国家关系，就是要打破唯权至上唯利至上的思维牢笼，让世界各国认识到“除了权还有理，除了利还有义”。零和博弈这种水火不容，不可调和的竞争思维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当今世界。{因此，我国在国际上打造“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崭新格局。
——摘编自常浩《新时代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几点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状况。结合所学，指出这一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表现和相关外交活动对国家建设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时代我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中国推动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材料一 “一边倒”的政策，不是单纯的在国际斗争战线上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战略，它是一种基于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的深切认同、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党情、国情独立自主地做出的正确战略抉择。
——杨云龙、肖昊宸《“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原因再析》
材料二 由于历史问题、社会制度等原因，到5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国家对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仍持恐惧或怀疑的态度。斯大林的逝世与朝鲜战争的结束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出现了和平共处的可能，适用于处理国家间交往的“新方针”应运而生。
——齐建华《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
材料三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新方针”，说明其历史意义及外交实践。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知识，指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及举措。
材料一 经过30年的战争，欧洲各国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19世纪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将国际法的应用范围逐步从欧洲扩大到美洲、亚洲等其他地方。一战后，战胜国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但因排除美苏而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国家侵略活动使国际法遭到极大破坏。战后，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确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制裁侵略的机制，并赋予安理会制裁的力量。国际法院也在荷兰海牙成立。同时，各类国际组织数量激增，裁军、防止核武器及生化武器扩散、国际人权、国际环境、海洋、外层空间等国际法性质的公约或宣言纷纷问世。
——据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
材料二 新中国自成立到1977年底，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总共不过31个。从1978年到2004年底，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已多达236个，仅1978年到1988年就签署、生效了122个。1978年以后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超出了外交、人道主义法、海事、航运、少数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章程等狭小范围。据统计，中国至今参加的多边条约既涉及联合国及其所有专门机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一般国际法，还涉及国际刑法、反对恐怖主义行为、毒品管制，以及某些建立国际组织的章程等。这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法律秩序。
——据饶戈平著《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近代以来国际法发展的突出特点，并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对世界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有何差异，并简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