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欧盟成立之初，对非洲的援助集中在贸易、产业和财政方面的合作上。20世纪90年代末，援助部门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公民社会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欧盟增加了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在解决地区武装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还表示尊重人权、民主、法治是双方伙伴关系的基本要素。欧盟开始注重向国际多边机构靠拢，注重与其协调一致，注意和其他大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以期在新形势下深化欧非双边关系。
——摘编自刘丽云《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非洲国家创建多边发展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实现了中非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中方加强了该论坛的后继行动机制建设，以确保各项对非洲援助承诺的落实。基于非洲受援国的现实需求，中国对非援助秉持“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通过提供优惠贷款、项目合资合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
——摘编自赵金合《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动因和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欧盟成立后对非援助的政策特点及其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欧盟相比，21世纪中国对非援助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非关系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第二次世界大战奏响了序曲。4月15日，英法苏三国开始谈判。谈判中英法两国不愿意承担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军事援助义务，只想让苏联承担波兰、罗马尼亚的援助义务。8月22日晚，英法苏谈判破裂。8月23日中午，纳粹德国外长抵达莫斯科。
——摘编自方连庆《国际关系史·现代卷》等
材料二 在克里米亚召开的会议中，美苏英三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没有原则性分歧，但在赔偿数额、支付方式和期限问题上争论不休。苏联要求德国赔偿总额为200亿美元，其中一半归苏联。丘吉尔认为苏联要得到的赔款数目是异想天开。罗斯福的立场不明确，但同时认为不应该使德国人挨饿。最后，三国就德国赔偿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协议。
——摘编自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
材料三 有学者指出：冷战思维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国际政治中以权势政治，甚至极端权势至上的眼界和立场来看待和对待国际事务的一种思维方式。其主要表现为：追求绝对安全，而非满足于相对安全；不能或不愿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的利益、情感和安全担忧；以“自现预言”的方式制造敌人和对敌战略规划；用“挑战史”和“谋霸史”来牵强地附会当今和未来。
——摘编自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析“英法苏三国开始谈判”的主要背景，概述“英法苏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其直接影响。
(2)结合材料二与所学，写出“在克里米亚召开”的国际会议名称、时间。根据美苏英三国“没有达成一致”的提示，简述该国际会议对二战后国际关系新体制的影响。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写出两极格局解体后体现美国“冷战思维”的国际事件一例。指出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突破“冷战思维”所进行的外交政策调整，并提炼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构建大国关系框架的基本诉求。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非交往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的背景和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今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外交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与1979年以来外交重点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9年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的重要作用。
材料 1949年1月，苏、保、罗、匈、波、捷六国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同“马歇尔计划”分庭抗礼。经互会的基本任务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经济经验……以实现成员国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其宗旨是力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以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相对抗。经互会是冷战的产物。中国领导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多次提出，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年来针对21世纪的新特点、新趋势，高瞻远瞩地提出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多次提出要确立新的全球观，加强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对人们认识人类文明的走向无疑是有重大启示意义的。
——摘编自李景治、林甦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经济互助委员会是“冷战的产物”。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并说明其主要表现。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便给，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的丧权华国的外交遗产，抵御和破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努力争取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和地位重返国际台并发挥积极作用和影响。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摘编自齐鹏飞《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继续维护和观园国家安全的同时，中国特别强调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要努力争取世界和平，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此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总方针。中国不再同任何大国的盟，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对一切国际问题、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我国外交中的敌友观念渐趋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宽，不弄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实行全方位的多边外交。
——摘编自韦世强《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
(2)根据材料二，概括改革开放后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转变的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1851—1910年，清王朝多次派员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博览会上中国展品除以农渔牧及其副产品、矿产品、手工制品等为主外，还有古玩、祭器带有文化色彩的器物，得奖的也大多是诸如景泰蓝、丝绸之类的展品。清王朝参会的展场布置既建辕门、插龙旗，“与官衙一式，极形严肃”，甚至设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容像；还陈列对联、灯笼、绣画等物品。场馆的命名或称为“大清国”，意为“大清朝”，或称为“中华公所”，富含“中华文化”意味。但西方强国却对晚清中国不屑一顾，除了在会场上刁难中国人外，还将中国视为殖民地和“半开化的国家”。
——摘编自洪振强《国际博览会与晚清中国“国家”之形塑》
材料二 1951—1957年，中国共参加了20多次大型的国际展览会。在场馆的陈设上，凸显了天安门、国旗等，而在1956年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国旗与苏美英等参加国国旗并列。参会的展品全面展示了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建设成就，其中重工业展品居于突出的位置，如1956年在保加利亚举办的展会上，重工业品的比重为40%。参加展会的观众也改变了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了。除了工业品，中国还借展品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海外的观众纷纷为中国劳动人民高超的技艺赞叹不已。
——摘编自夏松涛《1951—1957年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活动的形象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参展的特点并指出其塑造的国家形象。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参展的意义并分析新中国与晚清国家形象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1950年到1976年， 中国正式与受援国签订协议的援助款额为619亿人民币。约80%的金额都用来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外援助在内容上主要由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军事援助和现汇援助这四部分构成。新中国领导人将对外援助视为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手段。因此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不仅数额大、力度大，而且让渡性也很高。以贷款利息为例，1964年中国政府将全部贷款改为无息。
——摘编自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8-1918)》
材料二 1980年11月 国务院指出对外援助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调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1995年起，中国以优惠贷款作为新型援外方式，主要投向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对外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援外志愿者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援助领域已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工业、 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外援助研究》
(1)据材料分别概括两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因，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继得到苏联率先承认之后，各国外长代表各自政府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立即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断绝同原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外长包括：
| 10月3日 | 保加利亚外长波普托莫夫、罗马尼亚外长安娜·波克 |
| 10月4日 | 匈牙利外长卡莱·古拉、朝鲜外相朴宪永 |
| 10月5日 | 捷克斯洛伐克代外长威廉：西罗基、波兰副外长斯达尼斯拉夫·菜西斯基 |
| 10月6日 |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暨兼外长却尔巴桑 |
| 10月27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长窦丁格尔 |
| 11月21日 |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恩维尔·霍查 |
——摘编自朱纪华《档案揭密外交风云》
材料二 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内心和谐正是对儒释道这三种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的生动诠释。19世纪以后，列强的疯狂侵略让中国人民陷入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难境遇，加深了无数仁人志士对自立自强的渴望、对战争侵略的控诉以及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我国推动建设新型国家关系，就是要打破唯权至上唯利至上的思维牢笼，让世界各国认识到“除了权还有理，除了利还有义”。零和博弈这种水火不容，不可调和的竞争思维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当今世界。{因此，我国在国际上打造“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崭新格局。
——摘编自常浩《新时代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几点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状况。结合所学，指出这一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表现和相关外交活动对国家建设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时代我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中国推动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