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拉开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49―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财政支出共计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同期的美苏两国。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材料二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具体办法要修改。”此后，中国逐渐压缩对外援助规模，1980—1981年，外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1980-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进行融资和捐款。1993年开始，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革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这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材料   下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

——摘编自俞子荣《不平凡的探索与成就——中国对外援助70年》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

材料一   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需要有霸权国家的维护。但是要维护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霸权国家必须能够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诸如在联合国与维和部队承担最大份额的经费、开放自己的市场等），允许其它国家“白搭乘车”。这一现象的结果是“白搭乘车”国家迅速发展并接近霸权国力量，霸权国则因“经济剩余”逐渐减少，必然出现衰退现象，于是新的挑战国便会向现存霸权国挑战，以改变现存国际秩序。因此，霸权国与挑战国的地位在不断变化着，国际秩序稳定也是相对的，它需要霸权国维护，但不会只是一个不变的霸权国。

——【美】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材料二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霸主地位减弱、国际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和平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八国集团的作用逐渐被二十国集团取代，多极化论再受重视。

——俞邃《当今世界格局仍呈多极化》

材料三   各国人民同心协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