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次制定“五年倍增计划”，逐步提升对外援助规模，并开始将外援动机与政治安全等问题挂钩。与以往外援主要服务于经济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大平内阁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利用对外经济援助来扩大日本在受援国的政治影响。1982年，中曾根康弘就任日本首相后，提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强日本对世界各个地区的“战略性援助”。通过对外援助，日本加深了与被援助国的交流，增强了国家之间的信任，实现了多重收益。
——摘编自刘艳《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政策演变及战略分析》
材料二 新中国在成立后的二十余年间，通过对外援助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并多与受援国直接沟通，其中援助多用于反帝反殖活动。1979年，邓小平表示：“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认为但具体办法要修改。”.1980年5月，我国政府明确指出援外既要“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的方针。互利共赢成为此时对外援助的核心原则，以改变过去对外援助多采取单方面无偿援助的做法。我国还开始通过多边渠道提供对外援助，如1985年，我国向非洲开发银行提供了270万美元的捐款，并为其融资提供便利。随着援助经验的积累和丰富，我国逐步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外援格局。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79年前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发生的原因。
材料一 1949年前，曾长期在华工作的美国著名记者伊罗生说道：“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极其众多的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仁慈保护者、恩人和救星。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灵、肉体和不朽的灵魂承担着责任，美国政府则承担着保护中国政治独立和行政完整的责任。”美国政府和社会秉持中美“友谊”的观念和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实质是一种想象的“恩人身份”和“家长庇护”观念，是美国对中国的帝国心态，即美国以更为“优越”的文化控制和改造中国。旧中国是美利坚帝国实现国家抱负、使命和威望的“可控的他者”和巨大的试验场。
——摘编自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
材料二 一个统一、民主、强大、对美国友好并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中国的前景使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就在他们手中，美国的国家理想和使命的实现似乎唾手可得。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美国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失败，更加打击了美国有能力控制和改造中国的帝国心态。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这样写道：“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作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作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
——摘编自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美国政府和社会热心美中“友谊”的目的和美国对中国“特殊关系”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由“特殊关系”变成对立关系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
材料一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但在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明显裂痕。1960年到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接连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和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趋列车。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摘编自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
材料二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表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苏联“8•19”事件后，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的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点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并相信，苏联人民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建立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睦邻左好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将继续得到发展。”这些做法完全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论战和对抗，尽管苏联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仍然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友好交往，并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依据类似原则，中国也保持和发展了与东欧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摘编自秦亚青《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中国对苏联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及其主要原因。
材料 下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
| 探索阶段（1950～1978年） |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向朝鲜无偿提供大量战争急需和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援助，并在战后继续帮助朝鲜恢复经济、重建家园。1964～1970年，中国的受援国达31个，并先后同10个非洲国家建立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援建成套项目和提供技术援助成为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 在努力克服“文革”时期严重财政困难和各种干扰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全力支持越南、柬埔寨、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同时全面铺开对其他亚非友好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受援国增至66个；1971～1978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前20年支出总和的159%。 |
| 改革阶段（1979～2012年） | 中国不断推进对外援助机制改革，包括：淡化意识形态色彩，重新明确对外援助作为“南南合作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帮助的基本定位；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走互利合作的新道路。 |
| 创新阶段（2013～至今） | 中国全面开启对外援助方式的结构性改革和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例如，设立多种形式的援外专项资金和合资合作专项基金，贴息优惠贷款成为对外援助资金的创新形式。除传统的成套项目和物资项目援助外，技术援助和智力援助的比重明显提升。 |
——摘编自俞子荣《不平凡的探索与成就——中国对外援助70年》
根据材料信息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结合中国史的相关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充分，论据准确，逻辑清晰）
中国共产党“西方”概念话语的变迁
| 历史时期 | “西方”概念 |
| 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探索时期 | 从“西方殖民主义”“西风”到“破除西方迷信” 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概念的运用既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势力、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批判对象，也是我国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思想的目标对象；国际上，“西方”概念主要是我国与亚非国家尤其是被“西方”压迫或是实行殖民主义国家产生共情、建立外交关系、树立自信的批判对象。倡导破除“西方”迷信，打破了以往“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适时提出新的外交战略。 |
| 改革开放新时期 | 从“向西方学习”到“绝不照搬西方” “西方”概念主要指经济的“西方”，并形成了“对西方开放”、“西方发达国家”等“西方”正面话语，又有政治上、思想上警惕和防止 “西化”危险的负面语义。“西方”概念又得到进一步完善。“西方”既是理性学习和经济合作的对象，又是时刻警惕防止“西方”的对象。 |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从“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到“博采东西方各国之长” 对“西方”概念的运用是站在世界历史角度看“西方”。 |
——摘编自黄晓娟等《中国共产党“西方”概念的起源与话语变迁——基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考察》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西方”概念的话语变迁。
材料一 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经斯基会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等。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苏两国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以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准则。1979年4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满后不再延长。次年4月，该条约期满后废止。
——摘编自人民网《党史上的今天》
材料二 2001年7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第五条 俄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第六条 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第十八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本国法律在促进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进行合作。”
——摘编自中国外交部《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材料三 2021年12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展示出新的生机活力。双方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捍卫了各自国家尊严和两国共同利益。两国积极展现大国担当，阐述民主和人权的正确内涵，成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
——摘编自《人民日报：促进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俄关系的变化，概括俄方所持的基本态度。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俄续约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思想和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见下表。
| 时期 | 主要论述 |
|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 1949年《共同纲领》提出“中国联合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
| 20世纪70年代初至中共十二大 |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是人类事务中的普遍现象；防范苏联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发展经济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运用多种手段全面维护国家安全。 |
| 中共十二大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 |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必须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 |
| 海湾战争至今 | 1999年江泽民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 |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战争与当代国际安全》
结合所学，试选取表格所列任一时期或多个时期，以"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为主题，自拟一个观点并进行阐释。（要求∶观点鲜明、史实准确、逻辑严密、史论结合）
材料
| 时间 | 事件 |
| 1971年10月25日 | 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案 |
| 1974年4月10日 | 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他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庄严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
| 1989年11月 | 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
| 2000年1月 | 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派遣15名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 |
| 2003年5月22日 | 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通过第1483号决议，同意取消联合国对伊拉克长达13年的制裁 |
| 2015年7月24日 | 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发布《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0-2015）》。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南南合作，并协助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千年发展目标 |
| 2015年9月26日 |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 |
| 2021年10月15日 |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昆明宣言》，向全世界发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全球生态文明的倡议 |
——摘编自《新中国重返联合国50年都做了哪些大事？》
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大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手段。总体而言，中国对外援助的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探索（1953-1978年）改革（1978-2012年）创新（2013年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探索和改革时期的对外援助概况如下：
| 概况 | |
| 探索时期 | 1950—1953年抗美援朝，除作战，还提供大量无偿援助，战后帮助朝鲜重建。1950—1954年援越抗法，提供军事和物资援助。这一时期，中国还先后向蒙古国、阿尔巴尼亚、古巴等国提供物资和项目援助。1956年起，中国先后与柬埔寨、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签订援助合作协议；向埃及、也门王国提供援助。 1964年，中国正式提出“援外八项原则”，在继续保持意识形态领域援助力度同时，努力扩大对非洲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援助。从1964—1970年，先后有10个非洲国家同中国新建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截至1978年，中国的受援国已经增加到66个。 |
| 改革时期 | 70年代末80年代初，援外工作：逐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宣布“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等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对外援助财政支出明显下降，开始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走互利合作的新道路。 进入90年代后，在援助方式方面，主要推行对外援助体系的结构调整和多元化；在管理体制方面，主要引入竞争导向和市场化手段。 2000年开始，中国先后建立“中非合作论坛”“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等多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全方位国际发展新平台。 这一时期，中国的受援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83个进一步发展到100多个。 |
——摘编自俞子荣《不平凡的探索与成就―中国对外援助70年》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有关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