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宋代，文人士大夫可以自由结社、朝堂论争，也可以归隐自然、追求自我。各个阶层的接触机会增多，社交活动频繁。临安等地“买卖昼夜不绝”。传统的分餐制，已不符合饮食者对美食和氛围的热切追求，也不符合经营者多元经营特色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要求。同桌群聚，同盘而食，各取所需，满足了官场结党、商业联系、亲朋联谊等各类聚会需求。

——摘编自周扬《“分餐”与“合餐”的衍变》、陈伟明《分餐传统为何在唐宋时期发生改变》、田芬《唐朝饮食文化中“合食制”流行成因探析》等

材料一 《明史·郑和传》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事迹：“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送）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

材料二   1936年，在云南玉溪县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家里发现了《郑和家谱》，记载了郑和出使事迹：“和才负经伟，文通孔孟，特选皇廷”；“敕奉差诸官员共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员，又拨宝船六十三丈，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所至诸国名：占城国、爪哇国、暹罗国……”；“于诸番国并海外，公干教化诸番王等无不衹顺（恭敬）；“又乃称和公之德而杨和公之行，可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矣”。

材料一   元明以前中国的主要衣用植物是丝、麻、葛类，明代（大学衍义朴）记载：“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北宋时期，福建、广东一带棉花种植已十分发达，北宋《文昌杂录》称“闽岭以南多种木棉，土人竞植之”。南宋传到江浙一带，元代的江西、江浙等行省都有种植。到了明代棉花已经在北方黄河流域大量种植，徐光启《农政全书》称，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则遍及江北与中州（今河南一带）矣”。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的输入破坏了中国家庭手工业，尤以棉纺织手工业最为典型。当英国的棉纺织业进入到机器生产阶段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竞争力便相形见绌。因为洋纱便宜，许多农民购买洋纱代替土纱进行手工织布。1894年，闽粤地区的手纺业“已有如风流云散”，“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洋布在中国的销量也越来越多，缓慢地克服了小生产者的顽强抵抗。洋纱洋布已经逐渐由沿海向边远腹地扩散。19世纪60年代，洋纱在中国土布生产中的使用率只占0.56%，90年代上升到18.94%。洋布在中国年用布总量中的比重，也从60年代的3.2%上升到90年代的13.39%。

——摘编自赵津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一   秦统一后，废除六国旧币，法定货币仅限于两种，以黄金为上币，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铜钱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人盗铸。圆形方孔从此成为中国古代铜钱的固定形制。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北宋铸币量很大，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交子，后来发行权为政府掌握，发行量不断增加。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元朝基本不用铜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发行，称为钞。

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放松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这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清代历朝都铸造铜钱，并在云南等地大力开采铜矿，但仍不能完全解决币材问题，同时用银之势也已不可遏止，因此在流通领域仍然是“用银为本，用钱为末”。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   至两宋时，国家建立了渐趋完善的商税制度，从而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民营商业的存在及其合法性，而商税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国家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常运行和两宋王朝赡军养兵的巨额费用。“以朝廷雄富，犹言采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均需”。“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宋以来，商业镇市的崛起和繁荣所带来的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宋代设镇的标准是“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者，则为镇。”官府积极促进镇市的设置。“州县官凡有所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

——摘编自冯芸吴臣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