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广州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贸海港，宋立国后率先在此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宋人赵汝适在其《诸蕃志》中列出了与宋代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名称超过了六十个。宋政府为保障入港商船的-安全及防备走私，开始执行“望舶之制”，专订在广州、泉州等港设置了望检司。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大，在市舶司净利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59万缗，徽宗时110万缗，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缗。宋代海外贸易的范围自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确为汉唐所未有。宋朝借助海外贸易这一个充满巨大经济利益的平台，吸引国内外的经济要素不断进入近海区域，参与到近海市场的经济活动之中，从而为近海市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呈现总体逆差，逆差累计额达381亿美元；90年代（除93年外）基本为顺差，顺差额为486.5亿美元；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1年，我国对225个关税税率进行下调，减少和取消商品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手段，在出口方面实行出口退税制度，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孙玉琴《中国对外开放史》

材料一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布代替盐成为远距离贸易的主要手工业品，而丝绸的长途贩运量也很大。还应当指出，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闻商、粤商、江西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商帮众多商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因商业资本的集中，在运河沿线，有临清、济宁、淮安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长江和珠江沿线，有汉口、重庆、佛山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沿海则有天津、上海、厦门的崛起。在社会上，传统的贱商、轻商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当时，尤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商品交易市镇或专业市镇众多，市镇中商贾林立，商品远销四方。这就把市镇周边的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从而导致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出现了富裕手工工场主和贫穷的雇工。

——摘编自唐文基《16到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二 大约1300年，欧洲就出现了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商业革命”。两个世纪以后的地理大发现，又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的发展，传统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衰落和变化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西欧商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表现为：从贸易范围看来，商业贸易从狭隘的地中海沿岸扩展到世界范围内；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世界商业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其实贸易中心地转移并不仅仅指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它还应当包括贺易中心在大西洋沿岸的转移：从伊比利亚到西欧大西洋沿岸及低地国家最后到英国。

——韩永飞《西方民族国家的动力：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