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经济已含有近代商业的很多因素。公元9世纪中国出现了汇票形式的纸币（飞钱），用于从遥远的外地购买商品。随后私人金融家开始发行票据，只需付3％的手续费即可兑换成现钞。1023年政府收购了最有名的一家钱庄，票据首次兑换成由政府担保的纸币。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需要同样发达的经济组织。宋朝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一些经纪人，奔走于地方市场与中央市场之间。宋朝人精通批发和零售的概念……已经有了专业经理，负责经营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人的公司。宋朝时还有理财专家，负责客户的投资业务。

——（美）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

材料二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进入新的繁荣期。美洲等地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促进了长途和大额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商业资本的集聚。一些地方的人以经商闻名，形成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市镇，商业活跃，人口密集，成为地区贸易网络的核心。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   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官方市场是南北方经贸联系的重要渠道。边军因制作冬衣御寒、折为军饷和战功奖赏品而需要大量棉织品，其中绝大部分从江南地区贩运而来。官方的茶马互市亦很兴盛，梭布、绸缎等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内容，绝大部分也来自江南。

西北地区输入江南地区的则主要是各类毛皮、羊皮、药材等产品。官方市场及边境贸易带来了西北地区商品流通的繁荣及西北商人的活跃，为山陕地区的众多商人日后步入全国市场奠定了基础。边境贸易促进了边境城镇的兴旺，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量的江南棉布运销西北地区也带来了江南市镇的繁荣。明末松江府须上纳棉布12万余匹之巨，加之政府委派的商人采买，成为织户棉织品最可靠的市场保证。但从长远角度看，它又给江南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惰性，使其无需锐意进取。

——摘编自张海英《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一位阿拉伯商人记述：两宋时期，信用券被广泛应用，富裕商人率先使用印制的纸币，极大地便利了商品的交换。中国商人把钱借给别人时会写下借条，借债人则在纸条上用食指和中指画押。他们主张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不卖假货，不赚黑钱，不会乘人之危而牟利。

——摘编自《新全球史》

材料二   明朝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有了很多的进步。商业资本也十分活跃，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商人和商人集团，在当时较著名的有徽商、江右商、闽商、粤商等，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商贸中心和新兴城镇。明中叶以后，“朝野率皆用银”，白银得到广泛使用。

——摘编自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

材料一   汉武帝时，全国比较著名的都市有20个左右，分别分布在关中、三河、燕赵、齐鲁、梁宋、楚越、巴蜀等地区，大多数集中在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中下游一带。长安是西汉的都城，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其交通便利，是西北与巴蜀和内地贸易的枢纽，又是与西域通商的中心。《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城中有9市，6市在道西，称西市；3市在道东，称东市。市有专职官员市长管理。商人往来各地十分活跃，所谓“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除了经营冶铁、煮盐、酿酒、造醋、制酱、屠宰等业外，还有大宗贩卖粮食、薪藁、竹木漆器、铜器、马牛羊猪果菜、狐鼯裘、船车等等货物。

——摘编自晁福林《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下令撤除坊墙，允许沿街开设店铺，实行“街市结合”的城市体制。城市店铺日夜经营，有早市、晚市和夜市。日市结束，夜市又开，“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而供市人聚会娱乐的酒肆、茶楼、匀栏、瓦舍，夜间依然营业。

——摘编自张莹《论宋代城市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一   夫田野山谷之氓，止知蚕而衣，耕而食，生梗畏怯，有自少至老，足不履市门，目不识官府者。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   此邦之人，重于粪桑，轻于壅田，况是土色带沙，粪又不至。……冬田不耕，一枝之桑亦必争护。……因地狭而人稠，土瘠而收薄，通县计之，仅支半岁，半岁所食，悉仰商贩。

——（宋）程珌《洺水集》

材料三   宋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农业不仅提供了养活工商业人口的商品粮，而且为商业提供了大多数商品，还为手工业商业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这些都清楚的表明农业实际上就是工商业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就全局而论，宋代农业的最主要任务仍然是生产粮食和衣料，它的最主要功能仍然是解决其生产者及社会成员的吃饭穿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把宋代农业经济中的结构性变化估计过高。

——摘编自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

材料一   宋代，城镇数量大幅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初见端倪。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作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属矿冶城镇；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可谓盐业城镇。

——摘编自葛金芳《经济变革与宋代工商业文明的加速成长》

材料二   在宋代，农产品粮食和原先主要是作为家庭手工业产品的绢帛大量走向市场，转化为商品，并且成为市场上的主要商品。家庭手工业继续发展，而与农业脱离的手工业也有了显著发展。因而为纺织手工业提供原料的棉花、麻和蚕桑等，亦相应地发展起来。为供应市场的需要和城市发展的需要，甘蔗、果树、蔬菜等也跟着发展起来。

——摘编自漆侠《中国经济通史》

材料一 两汉农村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小农的生产条件对社会依赖程度增加，他们为提高生产率，购置铁农具和大型牲畜等，不得不仰求于市场……农民当时虽属自给性生产，但在农副业及家庭纺织等方面，仍有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的增长，使他们交换能力扩大……农村涌现出了一批工商业者，如当时有专门的铁匠、“贩盐”者、“屠狗”者、“开酒家”者等等，这各色人物的经营范围，有助于丰富农村市场的商品内容……小农追求富裕的思想，也具有为价值而生产的支配意识，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言《秦汉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与发育状况》

材料二 江浙是以棉、丝加工之类的支柱产业为基础的全国市场的中心，明后期和清前期，江浙布、丝手工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企业数量多，规模较大，产品衣被天下，导致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大宗商品……江浙是多数大宗商品(茶叶除外)贸易的中心，辐射向全国……以江浙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在19世纪初已构成。

——罗肇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于19世纪初——兼论明清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三 中国古代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上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身份。……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