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初，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种茶的百姓为园户，官府向园户提供种植本钱，园户则将所焙制之茶除输租外全数交由政府收购，其性质相当于解放初期实行的“统购”。政府榷货机构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向商贾出售茶券（亦称茶引），商贾凭茶券到茶场提货（称为交引）。由于政府向园户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又以较高的价格批发给商贾，政府获取了丰厚利润。至嘉佑中，由于主管官吏的官商作风，对园户的茶叶压级压价收购，影响了园户种茶的积极性，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导致产销脱节。加之管理不善，成本上升，使整个官卖制度经济效益下降。为了克服和改变这一状况，遂将全国茶的专卖改行通商法：茶商园户交易，则按质论价，也可讨价还价。这样既提高了园户生产积极性，又减少了官府收购及调拨的环节，使茶叶交易趋于优质优价的经济原则，也减少了交易程序。《宋史》记载，行禁椎（即官卖法）时平均每年从茶利得到的财政收入109.41万贯，改行通商法后平均每年得117.75万贯，可见改通商法财政收入有了增加。
——摘编自屠振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
材料二 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与古代茶叶对外贸易最大的不同就是丧失了对外贸易主权而陷入极端的被动状态。中国茶农承受的出口税和内地杂税等各种捐税繁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出口税的负担。出口税最先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有所规定，后在1858年《天津条约》中重新规定按价值5%收取，即每担收税银二两半，后来因为茶叶每担价格从未达到50两，1902年开始减为一两半，至1914年又减至一两（等于七十美分）。由于茶市的持续低迷，茶商要求免税，自1919年10月10日开始两年的免税，但因茶叶贸易情形未见好转，一直到1925年都停止征收茶叶出口税，到1927年永远取消茶叶出口税。随着中国茶叶出口税的取消，带来了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衰退的短暂恢复；另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各种苛捐杂税的负担，茶叶每发生一次移动都需要纳捐，严重挫伤中国茶农种茶的积极性，影响农业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摘编自李玉梅《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茶叶销售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并分析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茶税征收的特征。
(3)综合以上材料和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税收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 明朝人口已达5000万一6000万，明末崇祯三年达1. 9亿。农业得到很快发展，红薯、南瓜、玉米等农作物已由国外传到国内。城市快速发展，南京人口已达一百万以上，中国远详船舶吨位达到18000吨，占世界总量的18%。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休就是中国。
一一摘由自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
材料二 明清的统治者及封建制度却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系列不符合近代文明进程的政策如朝贡外交都不利于中国的社会、国人的思雄以及科技的发展，进而扼杀了华夏文明的生机，使之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没落。下图为英国画家詹姆斯吉尔瑞笔下马戛尔尼谒见花隆的情景。穿着法式高跟鞋的乾隆皇帝慵懒地侍在印度式的坐垫上，一边抽著土耳其式的大烟枪，一边啤睨着脚下那些西洋的“奇技淫巧”：网球拍、板球拍和乔治三世臃肿的丰身像。唯一一个看着像‘人样”的是单膝跪地的英使马夏尔尼勋爵，而他身后的跟班不是撅着屁股行跪拜大礼，就是心怀鬼胎地捧着各式各样的“洋破烂”。
材料三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导人被迫得出这挥的结论：重大的变革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变革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和经济方面。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国成为世界中心的主要原因并谈谈你对材料二的认识。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应对西方入侵的史实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