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革。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明清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镇，一大批工商业市镇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的府域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江南地区尤多。刘家港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依托发达的航运，商品北达京师，西至巴蜀，甚至销往欧洲，消费市场十分广阔。明中后期的苏州，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或与之相关联的从业人员在当地生产出的大量商品都被销往外地，江南地区自古就有“重农不抑商，扶商不危农”的商贸传统。江南市镇从农村商业产业链的发端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手工制造业，向内、向外拓展交易市场，形成了富有江南特色的商品经济模式。

——摘编自张轶伦《明清江南市镇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

材料一   湖南山地、丘陵多，宜于种茶，各地皆产，安化、岳阳、平江、桃源、衡山等地尤盛。所产茶叶，初为绿茶、黑茶，绿茶销省内及部省各地，黑茶则远销于陕甘、新疆及内蒙古一带。西北少数民族习惯饮用酥酪，不喝茶就会生病。至明，朝廷利用茶叶易马，实施“联番制虏（蒙古族）”的政策。安化黑茶于1595年由朝廷正式定为官茶之后，陕、甘、宁、晋等地区的茶商领“茶引”至安化采购黑茶，运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明末清初，西北地区的“边茶”大部分都是由安化黑茶供应，湖南产茶的地区也逐渐扩大。

——改编自李采娇《明、清及民国时期湖南茶叶史研究》

材料二   1858年，粤商佐帆取道湘潭抵达安化，传授制作红茶技术，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转输欧、美。因价高利厚，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暴动后，着手整顿西北茶务。于原有的“东柜”（陕西、山西茶商）、“西柜”（回商）外，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大量运销湘茶。自此，湘茶在西北地区销量复兴，并畅销于俄国境内，产量约达100余万担之巨……红茶大盛，商民适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每当“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直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后，由于国际市场上遭到印度、锡兰茶的有力竞争，湘茶的销售量才渐形减少。

——捕编自伍新福等《湖南通史·近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