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唐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瓷器制作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无论是越窑生产的青瓷还是邢窑生产的白瓷，釉层均匀，浑厚滋润，深得世人喜爱。此时陶瓷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没有开拓国外市场，进行对外贸易的意图。之后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密切，外国使臣、学问僧、商人纷纷前来中国，唐政府也曾多次向外派遣使回访，“唐三彩”和其他精美的瓷器作为礼品，交流到各国。自九世纪前后开始，瓷器作为大宗商品远销海外。

——摘编《论唐、五代时期陶瓷手工业的成就及瓷器外销》

材料二 宋元时期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辈出。运销海外的瓷器品种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生产品种，其中越窑青瓷、龙泉窑系青瓷、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最受欢迎，出口量很大。外销瓷器的产地也比其摩末明显增多，福建、广东等地出现了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场。瓷器外销的过程中，制瓷技术也随之外传。宋元时期朝廷设立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雍宁四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敕书金帛，分四纲，分往海外诸国，邀请海外商户来华通商。除朝鲜和日本外，南亚、西亚等地的制瓷业也在中国的影响下先后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十三世纪的波斯瓷器上发现过中国式凤凰纹饰。

——摘编自任荣兴《宋元时期中国瓷器外销述略》

材料一 宋代是封建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和转型的时期，立国之初就“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趋势。与土地制度的变化相适应，封建剥削方式也发生变化。同时，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也普遍实行了有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的雇值制度。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使宋代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以至于有人认为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

——粱泉《我们只有一个中国》

材料二 明清时期，士人从商是很普遍的现象。清代李象琨《棣怀堂随笔》中说：“昊郡之士半商人”。明代士商还在总结行商经验的基础上编纂了一系列对于经商有实用价值的书籍，其中就有专为士商编写并以“士商”一词命名的，如澹漪子编的《士商要览》和程春字缡的《士商类要》等。嘉道时期，士商相混的趋势愈演愈甚。商人们把培养后代入仕作为从商的最终目的，捐输买官成为他们跻身于士群体的主要途径。这类“绅商”群体，逐渐取代传统的绅士阶层，成为中国社会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在晚清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终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

——摘编自傅志明《儒商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材料三 嘉、道时期，理学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理学营垒中出现了一个较有生气的湖湘经世派别，它强调理学的经世功用。如贺长龄等敏锐地感觉到理学在实务方面的严重不足，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要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对当时学术界影响非常巨大。他委托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集清代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稍后的曾国藩，更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成为嘉、道时期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人物。

——摘编自郑大华、刘平《论清代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

材料一 “南海一号”（南宋古沉船）现已出水数千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南方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南海一号”还出水了许多“洋味”十足的瓷器……

——摘自《“南海一号”文物揭秘》

材料二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注：即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允许的发展程度。……若易以其他法律（Laws）和制度（Institutions），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即财富增长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

材料一   （北宋）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囊括米、盐、萘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170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樊树志《国学十六讲》

材料二   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兴盛突出反映在民间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取代官办工场、作坊，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手工场主、包买商中转化出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劳动组合中的早期“资本家”。

——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陨落》

材料三   史学家戴逸指出：“18世纪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认识这一历史真相。”请回答：

——顾炎武《肇域志·徽州府》

明清江南市镇数量表（单位：个）

材料一   理学家程颐就将“百年无内乱”列为宋代“超越古今者五事”之首｡

——朱熹《河南程氏遗书》卷15

与程颐大致同时的邵雍在临死前写下：“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

——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18､卷20

材料二   比起国内贸易的突飞猛进，对外贸易的增长更为明显｡……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速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

材料三   不返本开新，不接续源头活水，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于内部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因此，“三新”之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庶几可以顺利进行｡

——牟钟鉴《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材料一   垂拱三年，或诬告（宰相）祎之，……（武）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鞠（审问）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风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

——《旧唐书刘祎之传》

材料二   （宋代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令人吃惊，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海外贸易……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材料三   元代，一些大陆人到澎湖建造茅屋，男耕女织，种植黄豆、黍子，还把瓷器运到台湾。明朝中后期，大陆的零散商人活跃于台湾与澎湖各个地方，每年都有十多艘船只把大陆的玛瑙、瓷器、布和盐运往台湾，换回台湾出产的鹿脯和皮、角等，从事两岸间的贸易活动。17世纪以来，大陆人不断进入台湾，大陆客家人还出资兴建水利工程，推动台中与台北水利灌溉系统形成，嘉庆十五年，清政府设官管理农事，推广农业技术，使台湾高山族人“始知置备耕牛、农具，渐通汉人语言”，也学会“烹调饮食”。

——摘编自陶诚《历史上大陆对台湾的开发》

材料一   西周分封的诸侯国数量很多，通过分封制度，西周的疆域比商代更为扩大，其政治军事的据点及文化的影响遍及全国各地。西周“封建”与殷商时有很大的不同，据载周公封了71国，其中大部分是周的同姓子弟。由同姓子弟所封的“诸侯国”是以武力为后，在原有的邦国部族区域强行楔入，如同往原方邦部族里“掺砂子”，这些新建的“殖民基点”成为地域性的次级“统治中心”，故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与殷时对方邦臣属表面性承认不同，周人的分封制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天子、诸侯、卿大夫的逐级分封，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层层拱卫和藩屏，这种由周人新创的统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周代王权的地位，此时的周王“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俨然是天下之共主了，成康之后，因空间上的限制，大规模的分封不再推行，但文化上的“拓展”仍在继续，以军事征服为主要方式的向外扩展，将周边诸多邦国部族，如南方的淮夷等纳入了周的文化圈。

——摘编自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材料三   北宋时，南方人在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中优势明显；自南宋起，江浙一带尤其成为人才集中的地区。为将南方财赋顺利北运，元朝重新开通了大运河和开辟了长途海运航线，明清时期，苏州、松江、杭州等地工商业市镇密集；在南方一些地区的丝织、榨油等行业出现新的经营方式，即开设工场。

——据《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四   清代，经过约一个世纪对边疆地区的用兵，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疆域基本定型，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为清朝进一步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清朝在继承历代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根据特定的社会情况有所创新，对边疆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尊重各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优待各族上层分子，保证了局势的稳定。

——据段红云《清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及其对中国民族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