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崇祯十一年（1638年），俄国使臣将中国茶叶带回并献给沙皇，自此在俄国社会各阶层掀起一股饮茶之风。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一切行旅有准往来文票者，许贸易无禁”，中俄双方边境贸易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18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茶叶逐渐成为中国输俄的关键商品。晋商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和经商传统，垄断中俄茶叶贸易，史载：“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19世纪中期，茶叶占中俄贸易的比重一度高达94.9%，而此后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俄商获得在中国内地参与中俄茶叶贸易的权利，晋商主导中俄茶叶贸易的地位逐渐被俄商取代。

——摘编自张舒《清代万里茶道述论》

材料   二万里茶道湖南段建筑遗产的类型包括古茶行、古茶厂、茶亭、茶园，码头、风雨桥、古驿道及古街等八大类，共计90余项。

万里茶道湖南段建筑遗产分布比例表

——据曹冬《基于空间组构的万里茶道湖南段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研究》绘制

材料一   唐朝时期，长安有108坊，东都洛阳有103坊，扬州、苏州约有60坊，沙洲仅有4坊，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坊市制度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治的城市商业空间。

材料二   明清时期，南京、苏州、杭州的府城都是全国级别的丝织业中心。然而，江宁府本地不产优质生丝，苏州府境内的生丝生产规模也不大，远不及嘉、湖。所以，南京、苏州的商人每年都会去嘉、湖采购优质生丝，然后运往府城给各个作坊的生产供货；杭州因为离原产地较近，所以往往不需要中间商，商业资本操纵手工业生产的特征不明显。

——摘编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材料一   汉代循吏基于“以教为治”的儒家思想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通过道德教化、发展教育、整顿风俗的方式将儒家“礼治”和“德治”理想付诸合理且有效的实践。在循吏的信念中，教化作为“治道”途径，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他们除了注重通过学校进行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教育外，也关注在人伦日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下渗透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治理模式以其弥散性和渗透性，收获了寓教于治、以教化政、以教导政的良好效果。

——摘编自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儒提出“四民皆本”的思想。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如果“留滞（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一 14 世纪初，尼德兰安特卫普的集市逐渐发展起来。安特卫普集市一年举行两次，每次开放两周。安特卫普的市政当局拥有管理集市的权利，制定了针对钱币兑换和商业信用的制度，不强迫外来商人必须出售所有带来的商品等。14 世纪20-30年代，安特卫普地区的集市吸引了整个尼德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英格兰羊毛商、布匹零售商，一些意大利商人、南德意志商人还带来了大量布匹、酒、胡椒、玻璃器皿、金属制品等。到了15世纪末，安特卫普集市开始向综合性的交易所转变。

——摘编自宁凡《15-16世纪欧洲集市的转变——以尼德兰集市为例》

材料二 明初以来集市日渐发展和繁荣，如盛产线罗纱绸的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决”；以产包头绢而闻名的双林镇，“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在这些市镇上，作坊主们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并雇佣了较多的工匠。这些市镇附近的农村越来越多地从事商品作物的经营。如有的种桑、蔗、红花，棉；有的种蔬菜、水果、烟草等，但作坊主们“得不到官方的鼓励”，作为农业经济补充的商品化，往往被限制在维持小农经益的再生产限度内。随着人口的增长，“政府也变得更加集权，以试图控制迅速增加的民众”。这一切都导致了市场力量的发育与运作过程完全被扭曲。

——摘编自韩大成《明代的集市》等

材料   唐宋里坊制演变从先秦到北魏，中国城市的居住区被称为"里"，里周围有围墙。东汉后期开始出现"坊"的称呼并逐步取代了里。中唐以前，国家权力通过里坊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和家庭。"坊正"是国家设置的基层官职，管理职责明确。里坊内严禁商业交易，民户不能临街开门，城市街道严禁侵占，"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坊门昼开夜闭，禁止市民夜行，"诸犯夜者，笞二十"。

中唐以后，里坊制开始受到冲击并逐渐瓦解。城市中出现了"侵街打墙，接檐造舍"和坊内开店的现象，一些里坊"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

宋初曾试图恢复隋唐的里坊制，重建坊墙，最终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坊墙逐步被废除，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街巷最终取代了里坊，形成《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景象。同时，坊作为基层管理单位依然存在，但"坊正"的功能大大弱化。各类社会组织也从最初的"里社（会）合一"走向"里社（会）分离"，并进一步蓬勃发展起来。

——据郑国《唐宋里坊制演变及其对当前社会管理的启示》等

材料一   北宋东京当时的饮食文化，被视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辉煌的里程碑，在烹饪文化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市场上有正店（酒楼）、食店、拍户、脚店，分等划类，遍布全城。南食、北食、川饭胡饼，各地风味竞相献艺，坊、市不分，夜禁取消。大型酒楼达72家，规模宏伟，每店均可容千人以上宴饮。设备精良，各正店（酒楼）设施豪华，均以银器待客，成为中国烹饪史乃至世界烹饪史上社会酒楼的独例。在服务方面，博士卖酒，响堂行莱，歌舞伴宴，换汤斟酒；外办宴席，则“四司六局”全套服务。品种、技术各有特色，酒楼菜肴、食店小吃、川饭、分茶、胡饼、素馔，异彩.纷呈，难以尽数。宫廷宴会用酒9盛，佐食品种精美丰盛，每盏酒后有歌舞、杂技、相扑、踢球表演，场面宏伟。

——摘编自刘洋《宋代：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个高峰期》

材料二   当时就出现两个名词，一个是大食堂、一个是小吃店，1956年以后公私合营并店，过去的小企业，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小企业一下变成一个大食堂，一二百人了....公私合营以后由小变大，就是综合起来了。比如我在菜市口这一片，当时卖小吃的挺多，就集中起来一个大店，变成小吃店了，所有小吃都集中起来了，原来你那一个小摊儿、他那一个门脸儿，这样集中起来便于管理。使这些人既有生意，又有营生之道，统一实行工资制。这样这个企业本身，各种风味虽然都在一起，但是实行工资制度，不是你自己经营了，就是合营了。那么一些大的饭馆呢?也是几家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食堂。

——摘编自杨原《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

材料一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于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王夫之《宋论·太祖十五》）且不论王夫之对神宗时期的微词，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美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晚明的学士很欢喜干政，不过太无常识，所言论的与实际政治相隔太远。流寇遍地，有人主剿，有人主抚，一讲到方法上便目之为支离了。所以是一无实际。明末的士风这样，所以为清初学者的晚明遗老都有一种觉语。顾亭林便是其中之一个，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

——摘编自王桐龄著《中国史》（下卷）

材料一   据记载，东汉建武年间已经出现夜市。当时，夜市数量屈指可数，呈点状分布于西北、西南边境等地区。交易类型为商贸性夜市，有集市贸易和关市贸易，或以物易物，或货币交易。交易主体主要为本地居民、各地商人及匈奴等周边少数民族部落。

——摘编自倪根金《汉代夜市考补》

材料二   1984年，广州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灯光夜市——西湖路灯光夜市，主要由个体户提供各类商品、服务。当时有人说：“今天欧美或日本的时装界推出什么新款时装，两天后香港的时装界就会生产出了一模一样的成品，一个星期后，广州的灯光夜市上就可以见到这些衣服的影子了。”此后，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开办灯光夜市的热潮，如南京三牌楼夜市、上海彭浦夜市、厦门定安夜市等。

——摘编自王政淇等《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夜间经济？》等

材料一   自晚唐起，尤其在宋代，多层次、网络状的地方市场日益发展，形成由北方市场、东南市场、蜀川诸路区域性市场和西北市场构成的宋代区域市场。其中东南市场一方面有长江作为贯通全区的东西大动脉，另一方面又有汴水和江南运河与北方市场相联。这个市场又同南海诸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全国与苏南地区重要的商路示意图：

——摘编自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

材料三   19世纪60年代至清末，上海与全国各主要口岸间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外贸转运网络。……这些主要口岸每年平均占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95%以上。九江的绿茶，汉口的茶叶、牛皮、猪鬃、芝麻，宁波的湖丝、茶叶、棉麻，芜湖的蚕丝等大宗土货都运往上海出口。对上海来说，有些口岸只是其外贸转运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这些口岸来说，依赖上海外贸转运的程度非常高。

——摘编自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