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非交往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的背景和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今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材料一1世纪前后至6世纪，中国主要出口黄金和丝织品。由于航海技术难以胜任大规模海运，中国人很少远航，这一时期中国海上贸马主要由印度洋地区的波斯、阿曼商人操持。6-10世纪，阿拉伯商人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主力，中国的陶瓷外销从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大量的订制生产和出口，海上贸易扩及日本、琥球和朝鲜。10-14世纪许多中国大型船舶停泊于印度西海岸，改变了往日“外商来贩”的局面，中国也成为东海、南海和印度洋贸易的主导者之一。15-18世纪中期，中国的丝、瓷器和茶叶出口贸易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且不再经过无数的中间人和以货易货的方式，而是借欧洲人之手，把中国商品运到欧洲和美洲，换回中国亟需的硬通货白银，中国的海外贸易空间扩展到了全世界。
——摘犏自李伯重<中国海外贸易的空间与时间一全球经济史视野中的“丝绸之路”研究》
材料二 在19世纪后期，出口税高于进口税的协定关税制度，既不能“奖出"，也不能“限入"。在1870——1931年这62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颏由1，118，988，134海关两猛增至2，342，964，719海关两，增长了19.69倍。其中出口值由55，294，866海关两增至909，475，525海关两，增长了16.45倍，出口商品由原来以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为主的格局逐渐向原料品转移；同期进口净值由63，693，268海关两增至1，433，489，194海关两，增长了22.51倍。在此期间，众多对外贸易港口中，上海无论在中国总出口还是总进口中始终占据第一位。对外贸易的商品在上海集散，带动了上海对内贸易以及市内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全国商业最繁荣的城市。
——摘编自刘明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动趋势研究（1870-1931）》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变化，并简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