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农副产品、日常用品，乃至各种奇珍异宝，皆能在市场上买到，农村地区的手工业品、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城市市场中。城市中居民大都脱离农业生产，生活所需多从专业化的“米市”“布市”中采购获得。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商肆店铺。城市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肆、酒楼，开设了大量的旅店以供住宿，不仅有许多官、私医生可为人们诊病，而且还设有药市或药肆等为居民买药提供方便。
——摘编自李映涛《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特征浅析》
材料二 15~18世纪，英国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旧的国内贸易格局逐渐被打破，商业联系加强，跨区域长距离贸易迅速增多，大宗商品如羊毛、呢绒、谷物、畜产品等都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统一的国内市场最终形成。对外贸易主要贸易区由最初的欧洲拓展到东印度和美洲，到l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各地。 1554~1680年间建立了 49 个股份制公司，至1695年，增加到150个。商店、交易所、客栈等灵活自如、方便及时的新的流通方式出现。伴随16、17世纪商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各种信用手段如借贷、汇票、期票、债券和抵押等都已流行。 17世纪中期以后，汇票也成为一种可转让的票据。18世纪时，信用是贸易运作的关键，许多公司的资产都是以信用结算而不是以现金结算，筹措资金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公共财政改革，以发行证券与公债券来筹集资金。
——摘编自王瑞红《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及对商人的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的特征，并简评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三国时期，私人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严重破坏，一个阶段几乎陷于停顿。货币骤减，基本上不通行，布帛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在董卓罢五铢钱31年后，下诏恢复五铢钱，但只过半年就不得不宣布作废。太和元年(227年)，魏明帝因“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乃更立五铢钱。至西晋时，商品经济有所恢复，钱又成了富人追逐的目标。当时商业发达的地区局限在洛阳和长江流域，全国广大地区还是使用谷帛进行交易。南北分裂后，由于南北条件不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有差别。
——摘编自晃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明万历时，“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当时吴中“缙绅仕夫多以货殖为急”，“明(朝)洞庭山消夏湾蒋举人某，屡试春官不第，遂效垄断之术，居积取盈，算入骨髓……不数年称高赀矣”。华亭徐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积妇，岁计所织，与贾为市”。至于商贾本人通过“急公议叙”“捐纳”等方式取得官位的，在晚明历史上更是不胜枚举。
——摘编自吴仁安著《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商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商业领域的新现象及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出现了战国秦汉、唐宋这两个商业高潮期。《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唐代元稹在《估客乐》中也写道“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这反映出传统“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认知的破除。中国古代商业在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及封建国家干预等方面的种种制约下不断地发展和突破。作为商业活动中心的城市，逐渐从封闭格局走向了开放格局，其活动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时间弹性。此外，南方商业性城市及大小经济型市镇、各类草市的发展也尤为明显。“钱帛兼行”虽然长期存在于古代社会，但秦始皇统一货币和汉武帝铸五铢钱，既满足了第一个商业高潮的现实需要，也推动了第二次商业高潮的持续发展。至第二次高潮期，不仅出现了飞钱这种最早的汇兑业，还出现了柜坊这种最早的金融贮存、保管业和金融信贷业，甚至货币的形式也出现进一步发展，这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秦汉、唐宋这两次商业高潮出现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限制因素及其突破的表现。
材料一 唐代通用货币是始铸于武德四年（621年）的“开元通宝”。其仿汉五铢钱，每十钱重一两。起初由于经济贸易不频繁，百姓多以绢帛代替货币，较少使用钱币。进入开元、天宝之世（713～756年）后，商业步入隆盛时期，绢帛便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钱币遂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开元、天宝共计44年，在此期间，全国共开炉99处，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贯；此后又有所增加。据统计，从天宝时期（742～756年）至唐末，共铸“开元通宝”钱四百亿（贯）左右。
唐后期，随着商品流通的加快，沉重的钱币在储藏及运送方面已成大问题。于是专替商人与官僚保管钱物的“柜坊”出现了，类似于今天的汇票的“飞钱”（又称“便换”）也出现了。
——摘编自重光《唐代商业活动中出现的新因素》
材料二 南宋时期的临安府店铺林立，已经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了，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商品交易是多么活跃。商业活跃又推动了商业信用扩大，并进一步刺激货币需求激增。宋王朝为防北方辽、西夏、金人的威胁，被迫养重兵以为备，这导致其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需依靠发行纸币以弥补开支，而这又促进了纸币的进一步发展。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达，为纸币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当时造纸业和印刷技术都有了很大发展，能够造出专用纸张来印制纸币。
——摘编自王耀萱、常杰《两宋纸币的产生及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商业活动发生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廷发行纸币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唐宋货币发展的相同影响。
材料一 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至隋开通大运河，扬州的经济中心逐渐向运河两岸发展，其城址也迁至运河方向。北宋时期的杭州在运河的推动下，城市的繁华地带从城南扩展至沿城内的主要水系沿岸，水系沿岸逐渐出现商业街，封闭的“市”被代之以开敞的集市。明清苏州沿运河的胥门、阊门、山塘街一带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吸引了四方商贾的云集，甚至太湖村民也出现了“莫嫌村坞行人少，夫婿经商不在家”的景象。
材料二 建国后，大运河江浙段的沿岸地区形成了带状形态工业区，大号污水直排运河。改革开放后，工业企业和码头不再是古运河发挥作用的象征，河边的历也建销和生态绿化逐渐成为发展主角。2019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大运河沿线发展谋篇布局。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考察时指出：“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以上材料摘编自王静《运河与沿线城市商业发展探析》等
(1)据材料一，说明中国古代大运河的发展对城市的影响。
(2)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运河沿岸区域服务功能的变化。
(3)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到南朝时期广州作为口岸城市崛起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材料一 唐朝时期，长安有108坊，东都洛阳有103坊，扬州、苏州约有60坊，沙洲仅有4坊，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坊市制度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治的城市商业空间。
材料二 明清时期，南京、苏州、杭州的府城都是全国级别的丝织业中心。然而，江宁府本地不产优质生丝，苏州府境内的生丝生产规模也不大，远不及嘉、湖。所以，南京、苏州的商人每年都会去嘉、湖采购优质生丝，然后运往府城给各个作坊的生产供货；杭州因为离原产地较近，所以往往不需要中间商，商业资本操纵手工业生产的特征不明显。
——摘编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城市管理的主要举措，并指出这些举措的最大作用。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出现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下表是兴趣小组在研究唐宋变革时搜集整理的西汉至宋辽金时期节妇烈女对照表。
| 朝代 | 西汉 | 东汉 | 魏晋 | 隋朝 | 唐朝 | 宋辽金 |
| 节妇烈女数量 | 1 | 21 | 40 | 16 | 54 | 94 |
——摘编自汪玢玲《中国婚姻史》
材料二 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估，国内有学者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
——摘编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
(1)兴趣小组为什么要搜集、研究材料一？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有关史实，以“唐宋变革”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兴衰迭起中维持了千年，1453年被奥斯曼人灭亡。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控制着重要的商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中心。它的货币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帝国的出口转运贸易和国内商业达到了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水平，不仅推动了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中世纪西欧贸易活动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加快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活跃。拜占庭政府积极吸引各国商人进入帝国境内经营，把征收进出口关税的特权赐给了在东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帝国的商人及其商品，对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拜占庭商业的不断进步，使帝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国力，积累了雄厚财富，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艺术名著和宗教。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在中世纪地中海商业复兴中的地位》
材料二 唐朝长安城的坊市制度不仅进行了市与坊的划分,而且在市内又设有行与 肆。随着商业的繁荣，产生了许多新兴行业，如绢行、肉行、磨行、药行等。市坊制对市坊、行、肆的划分,推动了行业分工的细化。在商业发展的推动下，长安城内出现了南市与北市,城郊草市的繁荣扩大了城市规模，推动了古代城市化进程。市坊的划分将商业贸易空间规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政府还运用行政法律手段限制市的规模的扩大。经考古勘测，长安城面积约为83平方公里，东西两市分别为 0.924平方公里、0.956平方公里,仅为长安城面积的 2.2%。市坊制下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不利于商人扩大经营。市坊之下商业原有市铺已经划定，投身贩卖之业的平民不得不进行灵活性较强的流贩贸易。唐初,对坊市商贩征税为“三十税一”，后来变为“税十之一”甚至“税五之一”。中唐以后,管理者“大索长安城中坊市商贾所有积屯货物，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政府越来越腐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弊端显露，坊市制度走向瓦解。
----摘编自李小虎、卢川《从市坊制度看唐代商业发展》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归纳拜占庭帝国商业繁荣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坊市制度的积极作用。
(3)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后期市坊萧条和走向瓦解的原因。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北方六国后，又对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百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同时，秦还修筑了驰道，其中一条向南直达今天的湖北、江苏和浙江省内。秦始皇还迁会稽郡的越人到苕溪和新安江流域之丘陵地区，设罗余杭、故郭等县，又迁天下有罪之人填充于越。
——摘编自李国新《浙江画像砖品鉴》
材料二 宋少帝刘义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买”。齐东昏侯萧宝卷，“于苑中立市”。南齐豫章王萧嶷为荆州刺史时，曾禁“二千石官长不与人为市”。萧梁时，任广州刺史者都经商致富。京师建康城内“小人率多商贩”，建康之外，较大的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江陵，还有长工和钱塘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京口、广陵、吴郡、会稽、余杭，北境的寿春、襄阳，南境的广州等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扬州商人逆水数千里，远至荆州，或至益州。刘宋时“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值数百万者”。在城郊或津埠渡口等交通便利之处出现了草市，当时吴地“乡乡自风俗，处处皆城市”。
——摘编自贺润坤《中国经济简史》
材料三 图1春秋战国时期的运河
图2隋朝大运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秦朝对百越地区的治理举措。
(2)根据材料二，指出南朝商业发展的表现，结合所学分析南朝商业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运河相比，指出隋朝大运河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隋朝大运河开通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