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考古发掘显示，宋元时期，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70%左右；目前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以北宋铜钱品种最多，约占钱币总数的90%以上；从西夏遗址、窖藏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90%以上。在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均有大量的宋币出土。到1959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等古代钱币中中国钱币占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91%是宋钱。

材料二   除了宋朝货币币制先进，货币体系完善之外，当时海上贸易在商业运输成本、运输规模、贸易周期等方面与陆上贸易相比，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两宋均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如宋神宗就曾经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亚洲海路贸易从而空前繁荣。

——摘编自张星《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崔蕊满《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材料一   “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

“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音，其吟哦俱不同”

“浴处挂壶于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古代君王等的礼服）叠成楼阁之状”

（《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医药铺外竖牌）“治酒所伤良方集香丸”“五劳七伤回春丸”

“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人莫不笑之，而买者增多”

“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

——摘编自唐成飞《宋代商业广告色议》

材料二   伴随着商帮的兴起，明清时期的广告突破了宋元以来的地域性，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发展，开始转向大众传播。商业字号开始出现，一些具有文化底蕴的商人使得以广告为代表的商业经营更具特色，并注重自身广告的真实性。以晋商会馆广告为例，不仅凸显了晋商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保证会馆关公像及行业道德碑刻也成为晋商文化及品牌信誉传播的重要载体。

——摘编自范妍妍《明清至近代晋商广告研究》

材料一   汉代循吏基于“以教为治”的儒家思想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通过道德教化、发展教育、整顿风俗的方式将儒家“礼治”和“德治”理想付诸合理且有效的实践。在循吏的信念中，教化作为“治道”途径，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他们除了注重通过学校进行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教育外，也关注在人伦日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下渗透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治理模式以其弥散性和渗透性，收获了寓教于治、以教化政、以教导政的良好效果。

——摘编自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儒提出“四民皆本”的思想。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如果“留滞（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一   元朝的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在灭亡南宋之前，主要是陆地贸易，元代的丝绸之路，从敦煌经天山南北，通向中亚、西亚和黑海北岸。灭宋之后，海道贸易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域更广。运货物更多、来往更便捷，宋代的海外贸易已十分繁盛，元代比宋代还要发达，元朝政府灭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人蒲寿庚降元，元朝政府即任命他为福建左丞，管理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作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渴州、广州、杭州等地设立了七个市舶司，后经过改组合并，到了1297年，并为泉州、广州和庆元三个长期存在的市舶司。泉州港在元代最为繁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成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比如宋代时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不过五六十个，而元代则多至一百四十余个，其海上贸易的范围，东到高丽、日本，西达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

——摘编自廖婕《元代对外贸易研究》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2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3年又跻身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40年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6.4亿美元增加到41045亿美元，年均增长14.5%，占全球进出口比重从0.77%提升到11.48%，在全球货物贸易规模排名由第30位上升至第一位。其中，出口总值由97.5亿美元上升至22635亿美元，年均增长15%，占全球出口比重从0.75%提升到12.77%，出口规模连续9年稳居世界首位；进口总值由108.9亿美元攀升至18410亿美元，年均增长14.1%，占全球进口比重从0.8%提升到10.21%，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2位。

——摘编自孙玉琴等《中国对外开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