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同时，唐代朝廷为规范外商的经营，专门为外商立法，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对外贸易。长安“市肆多贾客胡（外）人”，饶州属中下等州，著籍户数不过数万，但因属于转输城市，“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唐德宗朝，当时有留居长安达40年之久的胡人，娶妻生子，置田举质。

——摘编自宁欣《唐代对外开放与经济繁荣》

材料二 宋代海上丝路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鼓励中外商人发展贸易的政策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经济、技术、市场的发展则是更基本的推动因素。宋代南方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使出口商品供给和进口商品消费的中心都转移到南方。宋代海船大则5000料，中则3000料，载重以载来计合今180~300吨，相当于900~1500头骆驼总载货量。宋代能综合运用牵星术、地表目标、水情和指南针导航技术，故海上贸易在运输成本、运输规模等方面有了陆上贸易不能比拟的优势，加之中国传统贸易结构是本国手工业品与海外香药、珠宝等资源性商品相交换，而瓷器丝绸等主要出口品供给地已转至东南地区，香药、珠宝进口品的主要产地就是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这些因素，决定了对外贸易重心在宋代不可逆转地转移到海路。

——摘编自黄纯艳《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