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的对外关系大都通过海路。宋代发展海外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贸易。宋初期，宋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宋代在京城设置“権署”，作为中央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并在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等港口均设置市舶司，以“掌蕃货海舶征権贸易之事”。北宋仁宗时期，市舶收入已达五万贯，英宗时更增至六十三万贯。1146年，南宋高宗在谕旨中强调：“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编自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
材料二 1757年，乾隆帝获悉英国商船近年来纷纷舍弃广州，前往浙江贸易，派遣浙江巡抚杨廷璋查办。之后浙总督杨应瑶奏称：“粤省现有洋行二十六家，遇有番人贸易，无不力图招致，办理维谨，并无嫌隙。惟番商希图避重就轻，收泊宁波，就近贸易，便益良多。若不设法限制，势必渐皆舍粤赴浙。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者贸易。”帝深以为然。12月20日，乾隆正式降旨定广州单口通商，称：“制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省。此于粵民生计，并赣、留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广州单口通商直至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才告结束。
——摘编自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
材料三 近代以来，通商口岸的作用和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害参半”。伍廷芳等诸多清朝官员认为，对外开埠通商“利多害少”，主张自开商埠。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危局，推动了清王朝自开商埠的实施。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为数更多，先后开放岳州、秦皇岛、济南等地。1905年，沙俄企图独占东北。为了抵御沙俄侵略，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全面开放东北。自开商埠中的各方面主权完全属于中国，更不准在此设立租界。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四 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摘自《习近平在博鉴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宋、清两代海上对外贸易政策差异的原因。
材料— 中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强有力的帝国统治，帝国对于商业活动采取了务实政策，并能控制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从而维持了一个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最发达地区与英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出现很大的相似性，但正是18世纪东西方出现了大分流。
——摘编自赵鼎新《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材料二 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迅速崛起。赵鼎新认为西方崛起包含五个交叉重叠的历史进程。军事竞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推动下的强烈的理性化取向以及积累性发展。欧洲国家力量强大之后天主教世界的崩塌以及其他宗教、世俗形态的兴起。资产阶级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方面的纵深发展……政府与商人联盟的存在：政府依赖商人敛财创收，以及维持殖民地的运作；而商人则仰赖政府的保护，以此进行市场扩张。
——摘编自赵鼎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概括18世纪中叶中国经济繁荣的原因，并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8世纪“东西方出现了大分流”的原因和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8世纪中叶中国最发达地区与英国经济发展的“相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