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国占据渭水中下游地区，这里土质好，灌溉便利，商鞅主持变法，主张治国“能事本而禁末者，富”，秦统一前夕，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齐国多濒海之盐碱地，于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管仲改革期间，设工商之乡六，将士、农、工、商并列为国之四民。战国时期，齐国没有实行郡县制，地方行政偏向于分权，商业政策得以延续。
——摘编自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了中国》
材料二 元朝政府曾四次“禁商泛海”，但加起来不过十年时间，元朝大体奉行鼓励、支持海外贸易的方针。明朝建立后，朱元障“禁海外互市”，郑和下西洋停止后，朝贡贸易走向没落，私人海外走私贸易成为主要形式。1567年，明朝开放海禁，但对船只数目、贸易地点仍有严格规定，并严禁与日本贸易。清朝初年，为消灭郑成功势力，清廷实行禁止沿海人民出海贸易的政策，随着台湾被纳入清廷统治，海禁开放，同时进行又先后颁布了各种管理条例，对船的长宽、载量和可载人数等予以限制。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经济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国和齐国商业政策的不同，并概括导致两者差异的因素。
(2)有观点认为，元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请表明你对此观点的态度，并结合材料二和元明清相关史实作简要说明。
材料一 一个成功的大一统帝国，必然也是能够成功与商人集团合作，接纳商贸秩序的帝国。唐王朝得到粟特人的协助，得以成功地经略西域，一旦双方决裂，唐人变成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也就永远失去了中亚。宋元能够从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中获得好处，也是因为友善阿拉伯商人。明初一旦禁海，有不在少数的临海子民参与或主导倭寇组织。
——摘编自张笑字《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
材料二 长期以来，穆斯林商人一直是欧亚商路的主宰者。从7世纪开始，来自波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水手和商人开始学着借助季风的力量前往印度。到8世纪20年代，穆斯林水手最远到达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唐朝对外来文化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中国的艺术明显受到波斯和阿拉伯的影响。宋朝依然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
——摘编自（英）安德鲁《世界史》
分析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商贸与文明”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明朝前期实行海禁政策，不许百姓私自下海，只允许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从国外看，海外各国普遍希望获得更多的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沿海闽粤地区，人多地少，百姓以海为生，为了生计和谋求财富，便走上了下海走私的道路。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在此之前，明朝政府已允许外国商人以私人身份到广东贸易。但明朝的开海贸易仅限于漳州月港，真正适于开展对外贸易的地区并未开放。
——摘编自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通史》
材料二 自明中叶以后迄清康雍乾之际，历时200余年的禁海与开海之争，从本质上讲是以闽广两省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主体部分经济结构差异所致，反映到政治上，则是闽广江浙地区的经济利益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左右着中央关于海禁的决策。明中叶以来，在禁海问题上中央欲禁而不能，足以证明闽广江浙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绝不容许漠然置之。而立足于全国而制定的包括对外贸易政策在内的中央政策，为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所制约，自然难于兼容东南沿海地方特殊的经济利益，不管出于何种理由，禁海一而再、再而三地定为国策，实在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
——摘编自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中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开海与禁海之争持续多年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商业性农业、民营手工业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比例增大，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城市商业特别是集镇商业繁荣昌盛，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区域市场之间联系增强，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商品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商业经营主体除了以经商为主业的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城镇市民、个体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
——摘编自张熙惟《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材料二 朱元璋认为只有“重农”才能“富民”，而要“重农”必须“抑商”，让主要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一般农民不能脱离本身的户籍去经商，而商人也只能在本地经营，想去外地，手续十分繁杂。朝廷还强化了专卖制度，规定对盐、茶由国家垄断经营，盐商、茶商必须取得“盐引”“茶引”等专卖许可证才能经营，否则构成私盐罪、私茶罪，处罚手段极为严厉。明朝不仅对生活必需品专卖，对金、银、铜、锡、硝、硫磺等重要物资也全部实行专卖。明朝还实行“海禁”，商人和百姓不得从事对外贸易。这项政策被朱元璋的继任者多次加以强调，成为明中期以前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摘编自陈忠海《明初经济政策为何走“回头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代相比，明朝经济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有清一代，贸易受到政治的影响。官僚政府和外国商人以官商为媒介进行贸易，它既满足了商人的经济发展要求，也保障了官僚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该贸易制度下，官府不再直接经营或主持外贸，所有贸易经营都由十三行商人负责。中央政府通过让渡对外贸易权力，换取官商的责任：贸易税收，商船进出口的管理与服务，参与管理外贸，管束外商与外国船员，贯彻政府的有关政策法令，办理中外交涉。伴随贸易规模不断增大，英商试图摆脱清政府“以官治商，以商治夷”的贸易困境，但清政府决定广州一口通商，乾隆新设立公行，专门负责与西洋诸国的对外贸易。广东十三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摘编自隋福民《清代‘广州十三行’贸易制度演化》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买办负责外商或外国商行内部经济和日常生活的事务，而且是由中国官方指定，受广州行商管束。鸦片战争后，由于广州行商制度被废除，外商可以自由地选择代理人，买办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变成了由外商或洋行控制的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效劳的附庸。这些买办起初都是临时雇佣的，后来由于外国洋行增设、交易增多并且存在业务关系，逐渐形成固定代理人。洋行借助买办的势力，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与在中国的洋行的贸易……买办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一些买办脱离洋行独立经营，使买办资本成为民族资本。他们身上这一特点给中国发展带来些许希望。
——摘编自廖良辉《晚清对外贸易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广东“十三行”的主要职能。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贸易制度所体现的时代特征。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近代中国“买办”社会属性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