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时期政府实行贸易的双轨制度，将贸易分为官方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明初政府颁布禁令：“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原因是政府考虑到沿海居民的胡作非为，“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者居十七”。但官方的“朝贡贸易”却十分兴盛，“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前来朝贡的国家有十多个，如暹罗、占城、扶桑、琉球、朝鲜等。每次使团前来带来的都是该国的贵重礼物，但因生产力落后，“进贡之物，大都草率不堪，甚者尤极不堪，而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明朝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赠的物品价值往往超过对方数倍。

——摘编自李凤琼、秦超超《明朝与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情况比较》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迅速恢复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央贸易部召开了一系列有关出口的全国性专业会议，如丝绸会议、茶叶会议、钨锡会议等，研究大宗出口产品的产销情况，通报国际行情，制订1950年出口计划和具体的保证措施。促进了1950年度出口的恢复和发展，基本达到了或超过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同时，贸易部还召开了全国进口会议，专门讨论民用品的进口问题。根据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既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的局面，又根据国内的需要掌握进口。为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发展外贸，政府在大力发展国营对外贸易的同时，还注意发挥当时占较大比重的私营外贸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作用，实现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摘编自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下卷》

材料一 “嘉靖倭乱”的发生，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1567年，嘉靖皇帝痴逝，随后隆庆皇帝即位。隆庆皇帝宣布在津州月港开海，允许津泉两府商人出海贸易，“准贩东、西二洋”，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有人测算，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16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新、阔、亭、数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染织业、制壳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摘编自陈高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二 1898年，清廷下话：“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侵占。现当海禁润开，强邻环何，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视舰，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经过新政期间的努力，截至辛寒，中国自开商峰（意即中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它与条约口岸的实质区别在于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控制了口岸的政治决策权及行政管理权）的数量已由成成时期的3个增加至19个，如果加上同时期东北开放的16个，其数量已多达35个。

——摘编自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峰研究述论》

材料三 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至令今，我国已设立四批自贸区，再加上刚刚宣布的海南自贸区（港），我国的自贸区数量将达到12个，正是这些自贸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除了海南的跨“级”连跳，直接批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和自由贸易港外，其他已经获批设立的10个自由贸易区最有机会实现升级“自贸港”。

——整理自侯名芬《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价值新论》等

材料一 上谕大臣……又曰：“广南市舶（市舶司，为掌管海外贸易征税、管理外商及收购舶来物货的官署），利（利税、利润）人甚厚，提举官（管理市舶事务的官员）宜得人（用人得当）而久任。庶（期望）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皆宽民力（减轻人民的财力负担）也。”

——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材料二 一名官员在乾隆二十四年给皇帝的奏拆中说：“近年以来，南北丝货腾贵，价值较往岁增至数倍……民间商贩希图重利出卖，洋艘转运，多至盈千累万，以至丝价日昂。”乾隆皇帝谕旨宣布：“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价翔涌，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织衽。”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清政府在粤海关规定：（一）洋船销货、装货，应该按期离开，禁止在广州过冬；（二）洋船不许同汉奸私自交易；（三）内地行商不许向洋商借贷资本；（四）洋商不许雇佣内地仆役；（五）在洋船停泊处必须有官员与兵了弹压、稽查。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四 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西方交流出现了新的状况。中国的茶叶、生丝、棉花大量输往西方，以“英国制造”为代表的西方纺织品、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等也飘洋过海。洋人反客为主，得操丝市、茶市之权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在某些地区，洋布排挤了土纱土布，使中国城乡出现生产凋敝、经济萧条的状况。

——摘编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