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 开元初，栗田（日本使臣） 复朝，请从诸儒受经……其副 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 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官职 名称），多所该识（掌握众多学 识），久乃还。 ——《新唐书》

② 榆林窟壁画《玄奘西行求法》

③ 在印度尼西亚打捞的一艘唐代 商船中，发现的带阿拉伯人像的长沙 窑瓷器

材料二   1757年，清朝将通商口岸缩减至广州一处，对外贸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广州     “十三行”行商代理。清政府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外商雇役华人办事，规定外商平时不能随便走出商馆，只能在每月逢八之日出外游览散步，且人数不得超过十人，对华人出洋船只型制大小、货物品种数量、商贩水手人数、往返期限等，清政府也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材料一   1793年，乾隆皇帝在致英国国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锦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材料二   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在《番客篇》中写道：“国初海禁严，立意比驱鳄。借端累无辜，此事实大错。”

材料一 洪武四年（1371年）“仍楚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十四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三年，因两广、浙江、福建军民“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又诏令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楚，二十七年“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命礼部严禁绝之”，三十年“申梦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永乐元年（1403年）诏令：“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摘编自《明实录》

材料二 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华民生计，皆为所夺也。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

材料三 （云南思茅）洋纱一项，进口全无。访闻商人，恐洋纱通行，至碍棉花生理。本地土民多以纺织为事，借养家人。

——《一八九九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

材料一   ㊣1793年，英国使臣马夏尔尼离开北京前起草了一份信件，将英国政府及东印度公司委托他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转达给乾隆皇帝。要求（摘录）如下：请…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请…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歇，存放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此外，还提出允许英国在华自由传教的要求。

——马戛尔尼著《乾隆英使觐见记》

材料二   乾隆皇帝收到马戛尔尼的信件后，随即颁发敕谕，答复（摘录）如下：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京城为万方拱寂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洋行之事，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体办理。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若尔国王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属遵功令…定当立即驱逐出洋。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江编（军机处）上谕档》

材料一   在我国（早期）封建城市形成的过程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春秋时筑城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种：第一，大小诸侯国国都都是政治中心，都需筑城……第二，各国纷争中，需要在战略要地筑城……第三，统治者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在一些地方筑城……封建社会的城市商业是在这些旧城的基础上发展繁荣起来的。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史料二南京（令河南商丘附近）去汴河五里，河坝（畔），谓之河市，五代国（国即北宋）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交通要道）也。其盛非宋州可比。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城市，如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陶瓷业发达的景德镇、冶铁业发达的佛山、长江的商品转运码头汉口等地。……丝织巨镇盛泽镇，“明初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因“丝绸之利日扩”，到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摘编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史料三（明初）市场管理立法初具规模，包括对商品价格的估定、度量衡的规范、牙商（中间人）的管理、不正当经商行为的处置都有专门的法律条文。

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

材料一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引发了中西方文化冲撞和交流。中国儒家哲学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武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

——摘编自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二 1792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借为乾隆帝祝寿之名，出使清廷。然而，在觐见乾隆帝礼仪的问题上与清方产生分歧，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最终双方达成折中意见，改行免冠屈一膝之礼。乾隆帝对英国使团的“妄自骄矜”“无福承受恩典”十分不悦，当觐见完毕英方提出改善贸易条件、增开通商口岸的诸项要求时，概予严词拒绝。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政论文集里的古代经济政策”

贤良文学曰：“（汉武帝实行）盐、铁、酒榷（官营），与民争利……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罢盐、铁、酒榷，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

——摘编自桓宽《盐铁论》

材料二   “皇家祖训里的古代经济政策”

明初，与朱元璋其争夺政权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入海为盗，“诱岛倭入掠”。因而，朱元璋一方面以“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为由，定日本等国为“不征之国”，另一方面“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防止沿海居民里通外夷。

——摘编自《皇明祖训》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史料一明太祖为了防止沿海居民与海盗勾结，颁布了不准民间私自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禁令。由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沿海居民大量失业，有的开展武装走私，加入“倭寇”队伍。隆庆帝即位时，沿海较大规模的倭寇已基本肃清。1567年，隆庆帝采纳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此后，进出口税制逐步完备，由抽实物税改为抽银。原来的民间走私转变为合法的对外贸易。从1567年到1680年，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摘编自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等

史料二1686年，清政府设立广州十三行。从官府的角度来说，十三行是外商的代表；从外商的角度来说，十三行又是清政府的代表。行商是得到官府承认的唯一合法机构，从行外买进的商品，如果不通过行商无法运出。因此，“通过行商采购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取一部分手续费，然后以行商的名义办理出口报关”。在广州作为唯一通商口岸后，粤海关的税收成为皇家的重要财源。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入粤海关的船舶附加税为3%，雍正六年（1728年）增加到10%。“咸丰六年（1856年），亚罗船期事起，英军再攻广州，居民愤慨外人频年横暴，不问黑白，烧夷馆，洋行被殃及，尽成焦土”。十三行的命运遂告终结。

——摘编自王询、许晓冬《清代广州通商及其十三行制度》

（1）根据史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隆庆开关”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史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广州十三行的主要职能，并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等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材料二   明末清初，商帮中的货币商人先后创办了印局、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的创新是明清金融革命的最重要内容，但遗憾的是它们的业务局限在汇兑领域。不仅如此，由于缺少海上贸易的发展，丧失扩大发展的机会。

——《论明清的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