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汤沐邑：受封者收取赋税的私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至孝文时，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及徒复作（复作：在官府服役的女犯人），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摘编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宋代建立了国家和商人共利分利的双赢机制，如马端临所说“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这个基本机制使得商品经济领域中的财富增长可以转化为国家财政。宋代被纳入专卖管理的商品种类更多，且在管理上逐步向间接专卖制度转变，确立了在这些大宗商品的专卖领域中官商的共利和分利机制。相对于直接专卖，这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了国家和商人利益的共赢。同时工商业成为为国生财的重要领域，工商课税逐步赶上并超过两税收入，而且工商业收入主要以现钱、轻资为主，政府掌握的专卖商品又是市场的大宗商品，因而工商业收入不仅在比重上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而且在财政调度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给宋代财政运行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财政史》

材料三   “厘金”和海关税收的扩大是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的，由此增多的税收收入对延长清政府统治的寿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状态不属于中央政府对财政基础的再建，也不是财政基础确立的保证条件，具有土地税的附加税性质的各种课征的膨胀，实质上是增大了地方巡抚所掌握的财源。由于过去的法定诸税种的比重的降低，要实现中央政府财政政策意志的难度增大了。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外省的财政报告之类不再上报户部。因此，从1864年起，户部只能通过每年给各省的督抚及海关指派一定定额的京饷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另外，对于各省间的协饷，户部也以同样的方法来加以分配。但是，这种分配并不是按照实际的收支状况来进行的，因而地方上会寻找各种理由来敷衍上面下达的派款指令或减额上缴。

——摘编自【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材料一（1895-1927）这一时期的全国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封建性个体农业。商业性农业虽然明显扩大，但产品仍以家庭自给为主，市场交换为辅；农业雇佣劳动和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营地主、富农经济虽有发展，但基本依靠家庭劳力的个体小农经营仍占绝对统治地位。至于农业生产力，依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仅局部有所发展。从全国范围看，无论农业生产条件、生产结构、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都无突破性进展。诚然，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东北、内蒙古个别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某些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个别地区或单位对生产工具、作物品种、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改良，少量农业机器、化学肥料的进口和使用，农业教育的举办和国外近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等。但这些发展变化是局部的和个别的，对当时农业生产和全国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材料二1927-1937年间，由于历史的积累，全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呈现继续恶化态势。1932年全国农业恐慌大爆发，最终导致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破产。1935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但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仍未恢复到农业恐慌前的水平。因为自然灾害频繁而损失惨重，农业收成不稳，土地产量起伏波动，但均低于“常年”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既大大低于清代前期的水平，也比20世纪20年代减少了将近一成。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

——刘克祥《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

材料一   从18世纪中期起，在一些热心科学种田的农业科学家的力倡和机器工业的带动下，英国国内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机械日益增多，专门制造和出售农业机械的公司应运而生。19世纪初期，英国广泛地进行着硝酸盐、氮肥等化学肥料的科学试验和试制。在这一时代热潮下，英国不少农场主都像专业化学家一样大谈氮肥和磷肥。此外，当时的农场主也开始用科学方法饲养和繁殖家禽，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肉类食物。与此同时，农学教育受到广泛关注，一些农业协会成立后，举办各种展览，普及科学知识，介绍农业科技的新成果和经验。总之，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国内出现了革新农业技术的热潮。

——摘编自许永璋《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农业技术革新》

材料二   近代中国农业技术革新是在列强冲击下缓慢起步的。国内工业资本家为解决乡村经济对工业发展的掣肘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新式农业生产方式的推广，以便节省社会经济、社会现实赋予工业资本的发展成本。传统农业社会对工业化的掣肘，使得工业资本家被迫承担起了本应由农业资本家承担的历史任务、即通过参与农业技术推广事业，推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在恢复农村经济的同时提升乡村社会对工业发展的支持程度。

——摘编自王守谦《近代中国工业资本家与新式农业技术的推广》等

材料一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农业各部门及其手工业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有关海禁、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出现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税，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迅速与世界市场衔接，变成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一个依附的部分。市场的变化影响产业的变化。受影响的部门，第一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他们逐渐地与世界市场发生了关系，处在这种关系中的农业和手工业，其命运便逐渐地由市场摆布，被操纵在国际资本主义手里。第二是现代工业，机器、设备、技术、资金方面依赖外国市场。在工业结构与部门方面，那些有限满足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需要的行业优先发展，如丝、茶等出口加工业。第三是金融业，中国的货币愈到后期对世界金融市场依附性愈浓。

——摘编自赵德鑫《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三 2018 年后，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如主动降税，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如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随着经贸发展的需要，中国不断地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反垄断法》《外商投资法》等相继出台。

——摘编自薛荣久、杨凤鸣《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