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中能够直接应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场微不足道，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还缺乏可资利用的现存的手工业基础。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数，截至1895年底止，“共为197396枚，工作纱锭162396枚，布机累积数4008台，工作布机3550台”。1895年后，机器棉纺织业成为华商投资设厂热潮的重点。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国布机9389台，其中华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日商与英商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些经济的发展使民族资本家和产业工人数量增加，为救亡图存运动积蓄了力量。

——摘引自《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

材料一   据统计，1895～1913年，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新建工矿企业全国有549家。1894～1913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平均速度为15%。这一时期创办了许多著名的民族工业企业，如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的大生纱厂等。

材料二   1912～1919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又得到了一次发展的机会，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刚刚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很快萧条下去。

材料一   宋代民营小工商业空前发展，尤其是城镇工商业更为繁荣昌盛。例如，北宋汴京城到处肆店林立，店铺散落在居民区内，店门朝街巷敞开，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营业点，形成了许多商幡招展、热闹非凡的商业大街。这些工商店铺不仅白天开张营业，而且夜间也少休息，乃至出现鬼市和晓市，通宵达旦地进行买卖交易。

——摘编自李兆涛《宋代民营小工商业的经营与管理》

材料二   近代中国从身居高位的官僚到凡夫俗子、学徒、手工业者等都有经商倾向，例如南通状元张謇，成为“通官商之邮”的大绅商；光绪十五年进士王同愈脱离官场从事商务等。近代沿江沿海的口岸处在中外关系的前沿位置，因“贸易旺、信息灵、人气盛”，成为商人群体的摇篮，据统计，1912—1928年，商人群体中，浙江商人占总数的34%、江苏占26%、广东占17%、福建占5.3%。伴随着商人群体的崛起，1904年诞生了跨行业、不限籍贯、拥有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民主色彩的商会，其宗旨是振兴中华工商业。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经济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