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明朝，金银矿业实被皇室垄断，直接服务于皇室财政。明政府对金银矿业采取了高度统制的政策，官府垄断经营，厉禁民间私采。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一些具体的政策又不尽相同，政府对金银矿业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基本上处于时开时闭的摇摆不定的状态之中。

——摘编自刘利平《略论明代的金银矿业政策》等

材料二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一些富于变革精神的官员改变“夷夏之防”的观念，以“自强”相号召，提出“师夷”的主张，以最刺痛国人神经的军事工业为切入点，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努力——洋务运动。作为工业化过程中最基本的物质材料，钢铁资源开发逐渐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李鸿章是19世纪70年代倡议钢铁工业建设最为积极的政府官员。关于开矿炼铁的经济价值，他认为：“此等日用必须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天地自然之利，乃民生日用之资。泰西各国以矿学为本图，遂能争雄竞胜。英吉利国在海中三岛，物产非甚丰盈，而岁出煤铁甚旺，富强遂甲天下。”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具有钢铁冶炼能力的近代钢铁企业。

——摘编自李海涛《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研究（1840—1927）》

材料   在西方到来并设立新式企业时，清政府并不允许华商参与和设立西式企业，华商采取的方式是“附股”于外商，参与外商在华经济活动并赚取利润。从轮船、保险、银行、堆栈以至纺纱、缫丝、煤气、电灯，从资本在数百万两以上的大型企到资本只有几万两的小型企业，从贸易中心的上海到其他通商口岸，都有中国商人的附股。整个十九世纪，不少企业的“华股”，占公司资本的40％。琼记洋行等轮船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中“华股”都占一半以上；烟台等丝厂和华兴玻璃厂中的“华股”都在60％以上。此时还出现一种华商冒充洋商“诡寄”经营的现象。有的为了逃避税厘和官府的苛扰而冒充洋商，还有华商直接雇佣洋人来冒充洋商经营，如刘祖恩等在吴淞镇开设永源行，暗雇德人内克布，悬挂德旗，希图抗捐赖税。还有华商因为不满地方官保护洋商欺辱华商而集体要求加入外国籍寻求保护。

晚清时期，也有一些官员认为必须改革自身，出现机器采矿业兴办时清廷争议的事例，在轮船、钢铁、机器织布、铁路等领域兴办时，其情形均大同小异。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旨准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开采煤铁事宜，派员妥为经理。由此，中国机器采矿业筹办活动逐步展开。

——朱荫贵《晚清社会经济制度之改变：从内在角度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