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鸦片战争后的危局，中国备阶层柏继起而挽救。首先是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试图推翻清朝，建立“地上天国”。继而清政府推行洋务新政，试图解决国弱民贫等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形势图（1851-1864年）

材料一   张之洞督鄂前，武汉民族工业完全空白。他上任后的18年内，本着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指导思想，创办了包括军事工业、钢铁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各个企业内部又自成体系，如汉阳铁厂就是集开矿、采煤、炼铁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评论张之洞“治鄂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有四点，即“远识”“毅力”“缜密”“精勤”。湖北曾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其文化与学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身兼学者和官僚两重身份的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十分重视文化和教育。通过创办各式学堂，构建起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军事教育相互配合，一起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湖北也是近代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新政培养出一大批诸如黄兴、宋教仁、李四光、刘艺舟等政治文化名人。他们或驰骋于疆场，或耕耘于科学和教育园地，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科技与学术的精英。从19世纪60年代至辛亥革命爆发的五十多年内，武汉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天灾，武汉获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环境。自五口通商尤其是上海开埠后，中国外贸格局发生变化，长江沿线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城市汉口等相继开埠，长江干线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于是，武汉因其长江之居中位置而成为内地通往上海的唯中转点。汉口的市场吸引力和辐射力也大大增强。

——摘编自涂文学《“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

材料二   中国近代史上，就城市的影响力而言，上海、广州、武汉可谓风头最劲。上海挟江海交汇之势而成为中外贸易之门户；广州久为通商口岸，华洋混杂，中外交通，经贸影响自成一格。而武汉则以更活跃的政治表现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舞台，承载起国家民族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大武汉”的磅礴气势，书写了近代史上舍我其谁的时代担当。正如《武汊之歌》中所唱的：“用我们的热血铸造起荆楚之魂，用我们的脊梁托起一个新的乾坤。”2020年，当新冠疫情发生时，医学专家钟南山更是动情地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摘编自周德钧《“大武汉”之崛起—论武汉建市的历史缘由与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