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所特有的一个范畴。其实质是要求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对16世纪至19世纪初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可以看到前近代中国内部已呈现重商主义的趋势，中国社会和思想虽未突破传统的框架，但已走近传统的边缘。“商战”一词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正式提出来。

——欧阳礼泉《试论中国近代“商战”思想的发展脉络》

材料二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状元，名满天下，官拜六品，第二年他却放弃了不可限量的仕途。张謇曾指出，“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就各项实业而言，最为吾所主张者为棉铁二项，以其于近世界中为必不可少之物也。”据《张骞全集》整理

材料三 南京临时政府在初建时尽管面临着各方面的紧迫难题，但对经济仍比较重视。《临时约法》第六条 明确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实业部呈文孙中山，呈请“详加厘订章程，须行全国”。其所定商业注册章程，革除了清政府对申请注册者“敲肤吸髓，有至一帖恒纳千金左右”的弊端。对于呈请垦荒者，实业部均给予积极支持和保护。

——摘自朱英《论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说：“予之计划，首先注意于铁路……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也无由发展也”。“于中国中部、北部、南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纽约港者”。“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但是为避免重蹈洋务派创办工业时被帝国主义染指及干预历史的覆辙，他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摘自《孙中山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