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顺应工商界的要求，先后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颁布的76项经济法规中，内容包括工商矿业、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银行金融、权度、税则、经济社团等方面。张謇言：“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上述立法原则与经济政策导向在民初大体得到了遵循。后袁世凯时期，军阀派系争战不断，北京政府权威尽失，在经济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乏善可陈，更遑论有长远规划与建设。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改革目标。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1982年《宪法》第15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亟需商事立法的规范，自九十年代以来，商事立法驶入高速行驶的快车道”，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商事法律密集出台。经济法制建设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观念高度契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立法理念基本被挤出立法过程。加入WTO为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法制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世贸规则倒逼国内法制改革，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开展大规模修法和法规规章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19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摘编自陈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与经济法制的互动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经济立法与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异同，并分析民国初年经济立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当前中国经济立法的认识。
材料一 北洋时期的关税收数，海关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2年为3997万余两（关平两），1913年为4396万余两；一战期间收数减少，每年只为三千七八百万两（1915年为3674万余两）；一战结束后，1919年达到4600万余两；此后逐年递增，1926年达到7812万余两，约比1912年增加1倍。
——摘编自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材料二 1912-1936年中国钢铁业人均占有量情况表（单位：公斤）
注：1936年在进口总值中，我国钢铁占9.8%，石油、染料、机器、车辆、船舶等的自给率低，需大量进口。
——摘编自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民国初期税收变化的基本趋势，并指出变化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如何理解民国前期中国工业的发展。
材料一16世纪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受到海外市场的拉动，但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却遭到明清统治者极其顽固地抵制。清代初年，政府规定：私自经营进出口贸易者一律处死，货物全部没收。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严格规定“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夏燮的《中西纪事》中也记载了当时“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税费日增”，各种货物的税率没有明确规定，并且存在“向来人要税，货也要税”的现象。18世纪后期，面对西方殖民者以外交手段与中国建立贸易交往关系的诉求，清政府却认为西方商人是慕华而来，倾心朝贡，广州知府蓝鼎元便指出“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的严重问题。
——摘编自刘玲《明清之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及其丧失》
材料二1890~1912年，全国资产万元以上的纺织厂有25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有21家，当时“妇工、童工的劳动已经成为新式工业尤其是纺纱的重要力量”，家庭手工业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近代华侨在国内的投资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如厦门工业80%~90%的厂家都是华侨投资或与华侨资本有关，厦门的裕昌米粉厂每月出产的10余万斤米粉还大批配运至南洋各地。1920年，厦门地方人士发出开辟马路的倡议，成立厦门市政会，负责工程审议和筹款，进行马路建设。据1930年统计，泉、漳两市共计有泉国公司、泉洛公司等23个汽车公路公司，行车里程达1691公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在全球尤其在东南亚经济圈中的战略影响愈益广泛。
——摘编自张莉《近代华侨投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导致明清之际东南沿海地区丧失经济发展机遇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时期我国大力创新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