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8年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发生分裂和战争。红色政权能够利用这种矛盾长期坚持下来。此外，红色根据地还能使红军获得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足够的给养。

“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明等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低估了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他们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主张在湘鄂赣各省“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开启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使敌军疲于奔命，红军取得主动权。

材料二   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好比展翅高飞的大鸟，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它的主体，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别为两翼。因此，总路线内容简称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

工业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但在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弱小，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而且私营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基础。这些工业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不可能担当实现工业化的重任。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需要和可能改建、扩建这些工业，还要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大型工业骨干企业。为此，国家有必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经过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农民分得耕地等生产资料。消灭了剥削制度，农民成为独立经营的小生产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为了使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将有限的农业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中共中央提出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到1956年，90%以上的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社，实现了由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向土地公有基础上的集体经营过渡，在农村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编写组《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还有两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农民生产的产品“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倡导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他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他主张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韩喜平《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材料一1912年辛亥革命后到1931年九ー八事变,是东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当时东北出现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据20世纪20年代末的统计,东北大豆的商品率为80%~83%,小麦为79%,高粱为40%~42%、玉米为35~36%、谷子为20~22%。总之当时东北地区成为世界性商品粮生产基地。民国时期,东北设厂开矿的热潮经久不衰,除了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和轻纺工业外,在火柴,酿酒、食品等多个部门中都取得显著的发展。1913年,奉天总商会提倡各商号集股设立了奉天商业银行;1915年又设立商办奉天殖民银行;1917年,益发合与人合办益通商业银行

——摘编自衣保中、林莎《论民国时期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材料二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重视东北重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对东北进行了大量投资,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中的58项安排在东北地区,工业建设投资达80亿元。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何重点投资东北重工业基地呢?新中国成立伊始,处于十分险恶的国际大环境中,但是东北的地缘环境对我国十分有利。1957年年底,东北地区的58项工程全部建设和部分建成授产,它们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因此东北地区成为我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摘编自王玉芹《建国初期东北重工业发展状况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