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迷惘的一代”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前的青年们视“拯救民主”“伸 张正义”“为和平而战”这些口号为自己的理想和使命，积极报名参军。战争结束后，曾让 青年们无比骄傲欧洲的传统文明瞬间崩塌。参战青年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就连过去的工作也已经被没有参加战争的人代替了，城镇和家庭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变得很难适应，社会上只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轻视追求高尚情趣等现象也令这一代青年感到迷茫、困惑、无所适从。没有了旧的根基，又没有新的道路引导，他们只能以对主流社会系统“迷失”的外观情绪来抗议社会。但他们在“迷惘”的外表下，在更深的程度上追求个人自由，不轻易向任何人妥协。

——摘编自车继雁《造就“迷惘的一代”：格特鲁德·斯泰因及其作品研究》

材料二   现代中国重要青年运动年表（部分）

——摘编自黄蓉生《青年学研究》；贺军科《续写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精彩篇章》

材料一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清政府施行的矿务政策主要是大力发展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对民间开矿的态度基本是禁止和限制的。甲午中日战争后，面对巨额赔款，清政府财政左支右绌，一些官员提出“广制造、兴矿政，以开源也”，呼吁发展采矿业以挽回利权。清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实业救国“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逐渐改变清初的矿业政策，开始允许民间开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清廷下旨命各省五金各矿“宜及时攻采，以期推广”。

——摘编自程博《清末民初矿业法制变革初探——从焦作煤矿实便展开》

材料二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矿业法》，置各矿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并要求所有外资经营的煤矿依法划区设权，领取开采执照或者重新改组。实业部对于无证私采之矿，加以取缔；并将已设定矿权的矿，按期开列清单，分发各路局查考。依据矿业法的规定，矿税被分为矿区税与矿产税两种，凡已设定矿权的厂矿必须缴纳矿区税，该税由农矿部（或实业部）委托省市主管官署代为征收转解。对于各大矿业公司，其矿区税数额较大者，由实业部直接催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加强了对重要矿产资源的统制。1931年11月，由实业部牵头召集救济长江煤业会议，并于上海设立国煤救济委员会，以应对长江流域的煤荒，促进煤矿业产运销合作。1933年6月，实业部召集各煤商及有关各部召开修车运煤会议，以增进运输而谋路矿之合作。1935年，国民政府以钢铁关系国防安全为由，规定苏、皖、鄂、赣、湘五省境内铁矿将不再准许人民承租，全部收归国营。

——摘编自向明亮《国民政府矿业政策与矿业发展述论（1928—1937）》

材料三   1994年，国务院发布《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确立了矿产资源的资源性资产性质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平等的财产交换关系。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矿产资源法》，允许矿业权流转，这促进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矿产资源管理逐步走向市场化。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此后高速发展的中国矿业中经受住了考验，而在与国际矿业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中，中国矿业也在不断拓宽视野，逐步提高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摘编自赵凡《我国矿业权制度改革40年综述》

材料一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农业各部门及其手工业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有关海禁、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出现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税，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迅速与世界市场衔接，变成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一个依附的部分。市场的变化影响产业的变化。受影响的部门，第一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他们逐渐地与世界市场发生了关系，处在这种关系中的农业和手工业，其命运便逐渐地由市场摆布，被操纵在国际资本主义手里。第二是现代工业，机器、设备、技术、资金方面依赖外国市场。在工业结构与部门方面，那些有限满足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需要的行业优先发展，如丝、茶等出口加工业。第三是金融业，中国的货币愈到后期对世界金融市场依附性愈浓。

——摘编自赵德鑫《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三 2018 年后，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如主动降税，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如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随着经贸发展的需要，中国不断地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反垄断法》《外商投资法》等相继出台。

——摘编自薛荣久、杨凤鸣《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宋朝较为重视农政的制度建设。在管理机构方面，中央的户部、工部、司农寺，地方州县长官乃至地方监察机关等机构均负有管理农业的职责。发端于前代的劝农制度，至宋代已经相当完备。除皇帝例行的亲耕籍田之外，首次设立了劝农机构——劝农司，又在地方官的官衔上加上劝农职事。从中央至地方，制订了一系列农业法规条文，其内容关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诸如赋税、水利兴修、虫害除治等。宋廷多次将前人的农业书籍刊刻颁行，地方官在《劝农文》中介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农民生产，提高农民的耕作技术。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开垦荒田，注重水利的兴修，使农地能旱涝保收。同时重视推广优良作物，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为解决农民的资金不足，政府通过举办政府农业贷款、调节富户与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免征农器税与耕牛交易税等多种措施加以解决。

——摘编自周方高《宋朝农业管理初探》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工作，及时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先后制定了《1951-1955年农业科研计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和《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到1966年，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农业科技研究、教育和推广体系，各级农业科研单位紧密联系生产实际，在统一规划下分工协作，科研工作进展较快。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后，农业科技在恢复中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9—1988年获得国家奖励的农业科技成果奖312项。1972—1980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27%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1981—1985年期间，提高到30%～40%。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反复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使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实现快速发展。

——摘编自信乃诠《新中国农业科技60年》等

材料一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高度重视史料的征集和整理。经中共中央批准，1980年5月成立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在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编制党史资料   目录、组织撰写回忆录和交流党史资料   等工作。随后，各地成立了地方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领导当地党史资料   征集工作。此后，中央党史研究机构有所变化，党史资料   征集和整理工作一直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摘编自《中共档案文献征集》等

材料二   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成立后，会同有关各方征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党史资料，如《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   丛书》，反映了党的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一大”“秋收起义”“淮海战役”等。各地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也积极展开工作。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战斗在天津的共产党人》等。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等

材料三   党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是一项严肃的、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说：“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党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为梳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有力支撑和重要依据，有利于党史的宣传、学习和教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吸收和利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党史资料   和新的研究成果。

——摘自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