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政策的变革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开展了带领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运动，此时为激发农民阶级参与革命的主动性，我党转变了土地政策，将原本的“减租减息、限租限田”政策转变为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受为农民土地所有制。20世纪30年代，国内开始了抗日战争，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要求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喊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为动员社会中的一切积极分子参加抗日，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政调整成“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为巩固群众基础，得到更多农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土地法大钢》，提出废止地主土地所有制。

——摘编自王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研究》

材料二   第八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步消灭的政策。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材料三   党的农地政策变革效应趋势

——刘聪、张露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演变历程、变革效应与后续展望》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为4.5亿亩，2017年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亿亩，位列世界首位，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保证。与此同时，我国集成推广了一批粮食绿色高产高效模式，杂交水稻、耐密型玉米等品种大面积推广，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一喷三防等实用技术广泛应用，为粮食现代化生产起到了良好的带动引领作用。从1978年开始，粮食市场化改革就在探索中前行，从初期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全面放开粮食市场，我国粮食市场由分割逐步走向一体化，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基础。现在，我国粮食能从吃不饱转变到吃好状态，这也是与政府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粮食安全政策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王济民《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粮食安全：成就、问题及建议》

材料二   据统计，2010—2019年的10年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2%，粮食消费年增长率2.7%，粮食消费年均增长率高于粮食产量增长率0.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每年新增人口大约600多万人，新增的城镇化人口大约2000万人，每年因为人口增长和需求增加需要粮食消费新增100多亿斤，但我国户均耕地7亩左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发达国家的1/40，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粮食缺口需要通过粮食储备和适量进口加以调剂解决，但是世界粮食市场不具备支持我国粮食安全的能力。我国年消费的粮食数量到2021年将达到14000亿斤左右，而世界粮食市场的可贸易量只有6800亿斤。

——摘编自尹成杰《后疫情时代粮食发展与粮食安全》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确立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申请费，可免费获得未垦种土地160英亩，连续耕种5年后就可拥有对该块土地的最终拥有权。1868-1900年依该法向农民分配的土地达8000多万英亩，对西部农业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民的要求把国有土地全部划为宅地分给劳动人民，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分配给了移民，而且位置偏远、土质贫瘠、限制在已堪定的地段内，其实是经过拍卖、先占、赠予等分配方式后的残留地段。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到了土地投机商及大公司手中，它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土地要求。

——兰建英《美国近代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探析》

材料二   在1992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中，曾一度出现农村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流向工业领域的现象，致使1992年至1994年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粮食出现连年减产，粮价上涨，对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从1995年起开始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至2000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一2019）》

材料   近代中国农村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危机四伏的社会。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力图在已有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下，通过非暴力的社会改良，拯救农村、复兴民族，重新回归社会和谐，实践自己的理想。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理想及其实践诚然可贵，但是收效甚微，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风起云涌的社会环境，激烈的政治革命、武装斗争，并没有给农村改良运动大 多的实践空间和时间∶在时尚革命、推崇暴力的近代中国，以改良为主要手段的，温和的、非暴力的实践，非但很难具备实现的条件，而且对于暴力斗争的双方都难以讨其好。

——摘编自张忠民《和谐的努力与幻灭———略论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2006年，中共中央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已经形成了粮食、高牧，搐菜，水（干）果等种养殖业为支柱的若干产业，一些特色经济发展快速，优势突出，农村商贸物流和县域旅游产业有了巨大发展。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多，图书馆、科技推广站等设施逐渐建立和完善；精神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不良社会风气逐渐减少，社会和谐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移动通信信号覆盖率超过90%，家用电器种类和质量不断增多和提高，住房质量大为改善，村庄整体布局逐渐美观。通过村务公开、管理民主、财务透明、民主选举等措施，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途径不断增多，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

——摘编自刘利雨《论新农村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材料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于1931年，它位于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山地和丘陵占地面积大，水系发达，水灾易发。粮食短缺一直是根据地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通告：1934年4月，发出《鄂豫皖省委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关于武装保障春耕春收的布置》等一系列文件，并多次组织进行春耕、秋耕、秋收运动，促进粮食生产。

——摘编自许庆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粮食政策评述》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的局面，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不仅解决了百姓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正从“吃饱”向“吃好”转变。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提高至2013年的6亿吨，人均占有粮食从1977年的297.7公斤上升到2017年的444公斤。

——摘编自《奇迹的创造——中国农业发展经验浅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