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9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乡镇自治施行法》，但区乡政权建设并没有实现制度设计的目标，导致国民政府对乡村管理的脱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成立了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区村镇公所组织法暨区长、村长、镇长、闾邻长选举法》等文件。1938年3月，边区政府发布了第一次村选命令，边区各村镇随即掀起民主选举村长的浪潮。据统计，晋察冀边区有8000多个村庄进行了民主选举，参选村民占40%—50%。阜平被称为“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绝非轻易撼动”的地方，毛泽东亲自授予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光荣称号。

——摘编自陈新海《试析20世纪四五十年代冀西地区乡村基层政权建设》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开始对农村社会原有的治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改革农村生产经营制度，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将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和分配权下放给农民，由农民自主地安排生产和生活；二是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由乡镇政权组织行使国家管理职能，在乡镇以下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

——摘编自杨弘等《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启示》

材料一   1953-1976年是我国集市贸易政策的探索时期，这个时期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制贸易”政策或在“统制贸易”政策下对自由贸易的探索，渠道单一，较为封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统制贸易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85年初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此后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范围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大大增强，从此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集市贸易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摘编自张先友《论新中国党的集市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二   新时期我国乡村集市的繁荣，意味着农村消费市场在发展。当前大多数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商品化程度都在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市场能给广大农民带来便利和价廉物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自给而选择市场，长期下来自然就依赖于市场了。所以，乡村集市的繁荣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市场化和城镇化。尽管目前的乡村集市处于低端市场层次，甚至还存在由监管的松散和缺失而引发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状况是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即由农村经济发展和结构所决定的。乡村市场的现代转型问题，关系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发展。

——摘编自陆益龙《制度、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发展》

材料一   在18-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一方面，声势浩大的圈地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也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渐渐地渗透到农村。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农民改变命运提供了机遇。一些农民设法变成农场主并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使用大机器进行耕种；一些农民可以利用农产品价格高涨的有利条件来获取更好的生活；贫苦农民则进入农场做雇佣农业工人。

英国农民面对圈地运动带来的挑战，他们中除小部分退缩外，其他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挑战。他们有的离开家乡流入城市，有的移民海外。这些农民挑战的是传统的小农意识，挑战的是自己适应新环境的生存能力。

——吴玄《18-19世纪中期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的积极影响》

材料二   在经历了多年的失误以后，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深切感受到人民公社这一农业经营制度“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病，农村改革也就必然会以分配问题作为突破口。1978年，许多地方自发地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做法，突破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把农业生产的基本核算单位缩小到了“作业组”和“农民家庭”。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同时出现的还有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搞的“包干到户”，即后来说的“大包干”。“大包干”与“包产到户”的区别在于农民完全摆脱了生产队的束缚，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生产成果的支配权，从根本上突破了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农业经营制度。

——胡小平、钟秋波《新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

材料一   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095亿斤，1984年达到了8146亿斤，增长了34.3%；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78年的633斤，增加到了1984年的781斤，增加了23.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了1984年的355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16.2%。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为100元/人/年）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到1985年农村贫困人口下降为1.25亿人（标准为206元/人/年），贫困发生率降为14.8%。

——摘编自陈锡文《从农村改革四十年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材料二   咸丰县唐崖镇彭家沟村，于2021年被评为州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如今这里家家住上别墅、洋房，被称为大山里的“别墅乡村”。曾经贫穷的山民，变身住着别墅的现代农民，演绎这种变幻“魔法”的便是“一黑一白”。

彭家沟村一直有养猪的传统，加上所在的唐崖镇被称为“湖北仔猪第一乡”，依据养殖传统、资源优势，村“两委”决定做好“猪文章”。2016年，经过专家的考察和指导，村集体引进了市场畅销的恩施黑猪品种。2017年，黑猪出栏了，黑猪售价比土猪价格高出许多。此间，农业农村部组织了16个机关司局党组织与定点扶贫县的16个贫困村党支部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以党建促脱贫，指导产业发展。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党支部与彭家沟村党支部结成了帮扶对子。

除了养猪，村“两委”还用心探索了“一白”之路。村支部书记焦宪说道：“我们村以前就有橙子树，后来探索试种柚子树，通过几年试种，柚子挂果了，又丰产，又好吃，白柚就成为村里的第二大产业。由于茶叶也是全县、全镇的主导产业，我们村曾被要求普种茶叶，但村里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根据土壤、气候条件，咬定白柚不放松。”

——摘编自《产业兴旺之路有着怎样的密码——咸丰县唐崖镇彭家沟村乡村振兴示范建设调研采访》

经济发展合作社的演变

材料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变化表

——摘编自张晓倩《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