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根据有关资料，1949年前全国兼营“四坊”、“五匠”的，约有1000多万人。从1954年开始，农村专业手工业者或兼营手工业的农民都被整合进农业合作社，他们经营的手工业作坊成为社队企业的最早来源。当年毛泽东提出大办工业“几个并举”的方针，其中就包括农村工业化。1959年高峰时，全国农村办起工业企业70万个，总产值71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人民日报也积极宣传兴办社队企业的优势。1959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呼吁，“目前人民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等，还不很多，但是它们却代表着我国农村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发展前途。”

——摘编自王铁成《社队企业兴起与乡村社会变迁》

材料二   1983年2月初，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听到苏州已有不少社、队人均收入超过了800美元，他深受鼓舞。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颁布三个文件，对农村发展社队（乡镇）企业给予支持，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像对国有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从1984年开始，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联户办和户办企业更是大批量诞生。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

——摘编自萧冬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为4.5亿亩，2017年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亿亩，位列世界首位，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保证。与此同时，我国集成推广了一批粮食绿色高产高效模式，杂交水稻、耐密型玉米等品种大面积推广，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一喷三防等实用技术广泛应用，为粮食现代化生产起到了良好的带动引领作用。从1978年开始，粮食市场化改革就在探索中前行，从初期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全面放开粮食市场，我国粮食市场由分割逐步走向一体化，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基础。现在，我国粮食能从吃不饱转变到吃好状态，这也是与政府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粮食安全政策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王济民《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粮食安全：成就、问题及建议》

材料二   据统计，2010—2019年的10年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2%，粮食消费年增长率2.7%，粮食消费年均增长率高于粮食产量增长率0.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每年新增人口大约600多万人，新增的城镇化人口大约2000万人，每年因为人口增长和需求增加需要粮食消费新增100多亿斤，但我国户均耕地7亩左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发达国家的1/40，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粮食缺口需要通过粮食储备和适量进口加以调剂解决，但是世界粮食市场不具备支持我国粮食安全的能力。我国年消费的粮食数量到2021年将达到14000亿斤左右，而世界粮食市场的可贸易量只有6800亿斤。

——摘编自尹成杰《后疫情时代粮食发展与粮食安全》

材料一   晚明，赋役货币化，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在农村，农业商品化增长，冲击了自然经济，地主和佃户关系出现新变化；在城市，随商品经济繁荣工商业城镇兴起，出现了新型手工工场；商帮崛起，形成全国性市场网络，社会经济结构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人们与市场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转向对物的关系，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以白银为主币的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几乎成为全社会取向，国家丧失了对货币的控制权，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儒学平民化趋势明显，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形成多彩的文化现象，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变。

——摘编自《晚明社会变迁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随近代工业出现，我国封建社会结构缓慢变化。1949年后，我国农民占89．4％ ，直到1978年仍占82．1％ ，基本还是农业社会；1953年，随“一化三改造”，形成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结构；19６0 年，为应对经济困难，我国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后，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80 年代后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在全国，非农产业职工已占53． 1％ ，按国际惯例我国已不是农业社会；随户籍制度调整，农民、工人分化，我国产生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等新的社会阶层，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摘编自《我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材料一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发展情况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改编自李浩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1929—1997年无锡农户纯收入结构（%）变动情况

●经营性收入，指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

●工资性收入，包括在集体组织劳动的报酬收入、在企业劳动的报酬收入、其他劳务收入。

●财产性收入，指通过自己所拥有的各类财产获得的收入，包括银行存款所得的利息、房屋出租所得的租金等。

●转移性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住户的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住户之间的经常性收入转移，包括养老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产补贴、政策性生活补贴、救灾款等。

——摘编自赵学军《无锡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后碑坡村村落公共空间的变化情况

——摘编自鞠忠美《村落公共空间的变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材料一   自北魏孝文帝起，历代均田制的实施，就是不普遍的、打折扣的。以唐代为例，尽管唐初均田令规定授予民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但各级官员利用特权大量占田，“公田”日少，再加上“丁口滋生”，政府并没有足额土地授予民众。唐代开元年间的户籍文书记载，有户主余善意应受田一顷六十一亩，实际只受二十八亩，但要交的租调却一点未减，需要“纳租二石（“一丁之租”）。民众苦困，“耕者日少，田有荒芜”，到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摘编自杨志玖《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等

材料二   明代前中期江南平原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一个无牛农户可种稻25亩上下，自明后期以来，水稻与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逐渐推广。在这一新的耕作制度下，时人提出：“上农夫一人止能治田一十亩”。在苏州、松江等江南蚕业和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妇女大多不下田劳动，所以农户耕田更要少一些。明后期以来江南“人耕十亩”经营规模的出现和普及表明这种经营规模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经营规模更佳。

——摘编自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

材料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于1931年，它位于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山地和丘陵占地面积大，水系发达，水灾易发。粮食短缺一直是根据地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通告：1934年4月，发出《鄂豫皖省委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关于武装保障春耕春收的布置》等一系列文件，并多次组织进行春耕、秋耕、秋收运动，促进粮食生产。

——摘编自许庆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粮食政策评述》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的局面，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不仅解决了百姓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正从“吃饱”向“吃好”转变。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提高至2013年的6亿吨，人均占有粮食从1977年的297.7公斤上升到2017年的444公斤。

——摘编自《奇迹的创造——中国农业发展经验浅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