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求新是中国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   吴江农村四十年变化专题调查汇总

——摘编自陈仲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吴江农民思想观念深刻转变》

材料   晋江的乡镇企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乡镇企业再次兴起，晋江农民纷纷利用“闲资金、闲房、闲散劳动力”等有利条件创办乡镇企业，以联户集资企业为主要形式。面对社会上掀起“姓资姓社”讨论的风波，时任省委书记项南肯定并支持乡镇企业。1984年9月，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晋江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大力扶持乡镇企业。据统计：从1981-1985年，全县乡俱企业单位总数增长1.87倍，企业人数增长43%，总收入增长3.27倍，参加联户集资的群众达3.46万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6%以上。

1985年的“晋江假药案”，将晋江的乡镇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晋江全面整顿企业，狠抓产品质量，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诚信经营，建立了福建省第一家质量检验所。当年晋江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此后晋江继续创造奇迹，乡镇企业保持兴旺的发展。

——摘编自张东奇《试述项南对晋江改革开放的贡献》

开创邓小平时代 1978-1980

第7章                              1978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 1978

第11章   向美国开放 1978-1979

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 1979-1980

邓小平时代 1978-1989

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实验   1979-1984

第15章                                 1978-1982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   1982-1989

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邓小平时代的挑战   1989-1992

第20章   北京：1989

第21章   稳住阵脚   1989-1992

第22章                      1992

——摘编自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目录

材料一   上海解放后，投机商囤积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扰乱市场秩序。从1949年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党中央决定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再打一场“米棉之战”。11月15日至30日，从东北地区每日调运1000万吨粮食进入关内，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西安，南京等大中城市也都调集了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11月25日，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一齐行动，大量物资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投机商们措手不及，竞相抛售存货，愈抛愈贱，愈想抛愈难以脱手。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步回落，一举结束了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

——摘编自《共和国的经济战争—米棉之战》

材料二   中国农村改革发端于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随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短短几年时间就扩展至全国。1982—1986年，连续发布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创造的经验，排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1985年，国家将粮棉油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派制度逐步改革为以计划为主与市场调节为辅的制度。同时，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科学育种，农业产量逐年提高。政府还对农产品大幅度提价，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1991年的708.6元，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6万吨增长到1991年的43529万吨。

——摘编自万宝瑞《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特点与启示》

材料一   1953-1976年是我国集市贸易政策的探索时期，这个时期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制贸易”政策或在“统制贸易”政策下对自由贸易的探索，渠道单一，较为封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统制贸易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85年初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此后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范围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大大增强，从此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集市贸易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摘编自张先友《论新中国党的集市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二   新时期我国乡村集市的繁荣，意味着农村消费市场在发展。当前大多数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商品化程度都在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市场能给广大农民带来便利和价廉物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自给而选择市场，长期下来自然就依赖于市场了。所以，乡村集市的繁荣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市场化和城镇化。尽管目前的乡村集市处于低端市场层次，甚至还存在由监管的松散和缺失而引发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状况是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即由农村经济发展和结构所决定的。乡村市场的现代转型问题，关系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发展。

——摘编自陆益龙《制度、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发展》

材料   抗日根据地，是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面对1941年以后的严峻形势，各根据地军民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的生活，调动其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富农和地主的利益，联合其共同抗日。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和肥西县成为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策源地。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1980年召开座谈会，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随着文件精神的贯彻执行，以“双包”著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向前发展，到1982年6月，全国实行这一制度的生产队达到71．9%。

——摘编自杨凤城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1909年，农工商部奏准颁行了《推广农林简明章程》，规定各属官员对农林事业要因势利导，量加董劝，“总以境内所有荒地一律垦辟为要义”；凡绅民集股合资筹办农林，若果资本不继、周转为难，地方官查实后应酌拨公款，量予补助；其成效卓著者，“即从优奖励：或缮给匾额，或给予功牌奖札，或酌予虚衔、顶戴，或按照异常、寻常劳绩咨部汇案奏奖”。绅民承领荒地、荒山，地方官在厘定税则时，应“优加体恤”；对于民间农林产业，地方官应“切实保护，如有刁绅劣衿、势豪地痞、奸胥滑吏从中阻挠侵占，以及蹂躏禾稼、砍伐树木等事，一经业主禀报，应即立予究办，按律严惩”。

——李玉《晚清政治经济史论》

材料二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文件，其中规定了进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交通事业，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按照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流，加强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这就把农村经济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摘编自张岂之、杨先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