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88年我国第一条   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到2021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6.91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我国的高速公路规划主要由国家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并商省级政府编制，地方政府也有高速公路规划的自主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加快了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鼓励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从银行借贷融资。由此，高速公路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筹资金、政府预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和国外资金组成，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种“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高速公路发展模式，刺激了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王金余《中美高速公路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材料二   2015—2021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数及高速公路固定资产投资额统计表

——整理自中国交通运输部各年度《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材料三   美国第一条   高速公路是1937年开始修建的宾夕法尼亚州收税高速公路，到2009年已经完成以州际公路为核心的高速公路网。美国的高速公路由联邦与州按9：1的比例共同出资建设。其中联邦出资主要来源于“公路信托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燃油税、轮胎税、润滑油税、卡车和拖车购置税、联邦重型汽车年度使用税等，其中燃油税几乎占了整个联邦公路信托基金收入的90%。美国十分注重对公路交通需求及其影响的定量分析，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公路的一系列模型和参数，为公路规划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基础。

——摘编自边策《中国高速公路与美国高速公路发展比较研究》

材料一     17世纪，华商加强在东南亚的贸易后，每年数次雇用信使将资金运送到中国。在移民的早期阶段，这种汇款方式或多或少是随着机会的出现而发展的。这些信使大都是第一代移民，与汇款人有亲属或地缘关系。明清时期的“禁海令”意味着充当移民都是死罪，航行途中也会遇到许多危险，从汇款到收到回执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两三年的时间。这些汇款及附带的书信是海外华人连接家庭与侨乡的重要纽带。这种联系既体现在人员、商品的跨境流动，也体现在对“华人身份认同”的保持上。

材料二   1860年《北京条约》使华工出国合法化，加剧了中国移民的增长速度，经营侨汇的批局业务得到了发展。批局利用邮船或内河轮船上的网络，几乎可以到达中国所有的城市和县城，还以多种方式从他们与银行的关系中获益，从而确保汇款的安全。19世纪，大量的侨汇被用于重建厦门、汕头等东南侨乡城市，促成了东南部资本主义的诞生。到了20世纪，特别在电信开始后，侨汇时间缩短至一周到十天。日本全面侵华初期，华侨通过侨汇渠道把来自海外的大量捐款和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国内，在他们的信封上印上了呼吁联合抵制日本的口号。1949年后，汇款继续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班国瑞、刘宏《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

材料一   公元七世纪之初，中国长期的分裂局面被隋文帝结束。他开通了从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渠，并对古邗沟进行修浚，大大便利了关中地区的漕运和交通。隋炀帝即位后，迁都洛阳，于公元605-610年，费时六年，征用五百余万民工，先后开凿并疏通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至此，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今北京），南到余杭（今杭州），全长两千八百多公里的大运河全线贯通，巩固了隋朝对北方的政治统治，也使富庶的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东都洛阳。

——摘编自张鑫《中国大运河的发展变迁》

材料二   至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英轮陆续进入中国内河航运业。……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修筑的唐胥铁路。此后，随着开埠通商逐渐扩大与外贸需求、行政控制、国防与垦边的需要，也由于俄、日、英、德对在华利益的争夺与瓜分，缺少水运奈件和拥有政治中心的华北、东北地区率先在建筑港口的同时修筑了京汉、津浦、胶济、北宁、陇海、南满、中东等诸条铁路。这些铁路线路不仅与港口连通，形成原料、农产品出口与工业品进口的重要通道和经济腹地，强化了区域间的经贸往来，也成为清末民初中国行政管理的重要通道和国防运输线，构成了今天中国铁路网络的基本格局。以铁路、港口为骨干，公路、水路、驿运互为关联而形成的这一现代交通体系，对于近代中国从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区域城市成长、工矿化生产与相关产业生长、农业产业化种植等，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江沛《关于开展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