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皇帝表示：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56

材料二19世纪中叶以后，除了“官方定时约会，已用钟表为准，但亦只限于京、津、沪、宁等大都会”之外，居住在通商城市里的商人和与洋行有来往的买办们也开始购买钟表。到清末的最后十年，钟表计时在城市里变得更加普遍。20世纪之后，钟表制作渐趋实用，钟表进口激增，消费人群也有所增加。

——摘编自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

材料三 下图为《要有正确的钟》一文节选。

附录：钟的用处很大

现在大家用惯了钟了，而且都想用很精致很正确的钟了。

如果没有钟，火车就不能按时在铁路上开行，尤其是在单行轨上开行来往的车；如果没有钟，轮船就不能把握行驶的时间，也就不能在海里开行了。其他一切办事的人，如果没有了钟，大家不能依时工作，依时休息了。火车、轮船、和一切办事的地方，非但不能没有钟，而且也不能没有正确的钟。

——沈百英《新儿童世界》（1947年第5期）

材料一   我国妇女运动开始于辛亥革命的时候；当革命起事，有些女子参加在内，并且组织女子北伐队和红十字团，在战地救护伤兵。后来临时政府成立，主张男女平等，一般高级的女子向政府要求参政，教育平等，婚姻自由，废止蓄奴制和妻妾制等。并且广东临时省议会中，居然有几个女子被选为女议员，不幸广东政变把女议员资格取消了，女子参政会也被解散，北部的妇女参政运动也在无形中消沉下去。袁世凯等的北洋军阀战胜革命之后，妇女运动也就当然同受摧残。何况那时的妇女运动仅限于知识分子或女政客，并未有群众里的基础呢。

——摘编自杨之华《妇女运动概论》（1926年）

材料二   从法律上讲，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地位与男性最为接近。毛泽东曾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对妇女地位的承认转变成为对公平的承诺。当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他们改善了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1950年的《婚姻法》，宣布建立新的、民主的婚姻体系，它以自由选择伴侣、一夫一妻制、性别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为基础。该婚姻法废除了定娃娃亲等家长制行为，支持女人和男人享有平等的工作权利、拥有财产和继承财产的权力。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一   春末社会大动乱及楚汉战争之后，天下残破，经济凋敝，直至文景时代方才得以恢复，汉文帝时，已经有对“厚葬以破业”的批评，在汉武帝专政时期，国力强盛，民间殷富，一时奢风盛起。西汉末年，奢侈之风愈为炽烈，汉成帝在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六月颁布的诏书中指出，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奢侈远像，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榖，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理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

——摘编自王子今著《秦汉史：帝国的成立》

材料二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传统以俭朴为主的消费观念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嘉靖以来，在中心城市和豪门富室的影响下，奢靡风气迅猛传播；地位低下的奴仆，隶卒，以奢靡互争雄长，僭礼逾分而无所畏惮；不少普通百姓的妻子都穿戴上了命妇（受有封号的妇女，享有各种仪节上的待遇）的服饰；地处北方边境地区的宁夏，虽然社会经济比较落后，衣服，饮食也是大力追求华丽奢靡，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认为这种风气是造成“民财空虚”的重要原因，也有一些士大夫认为奢靡具有刺激消费，繁荣市场的正面作用。

——摘编自王天有著《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材料一 周秦时期，沿袭殷商取名旧俗，但又有些新的变化。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人们把它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并把这些思想观念命为名字，以示长辈的希望或命名者本人的追求。这种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宗法观念下，个人被包围在群体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人伦关系受到特别的重视。这种宗族观念在姓名上也有强烈的影响，如“耀祖”“延嗣”“念孙”之类的名字就是宗族意识的体现。新文化运动中，左翼作家蒋光赤、教育家陶行知这些名字都有西方思潮冲击的痕迹。

——摘编自陶伏平《汉语姓名的文化发展轨迹与文化内涵》

材料二 建国初期，除了一些频率极高的传统名字外，取的最多的名字就是建国、国强、国荣、和平、建华、新民、振华、新华等。大跃进中出生的人取名“跃跃”、“建功”和“跃进”等。文革期间，卫红、卫东、红兵、爱红等名字频繁出现。改革开放后涌现出大量富有浪漫色彩的诗意名，如“雨薇”“滴洋”“寒松”“涧珍”“梦诗”“墨涵”“若晴”等等。同时取叠字名的人增长迅速，表达出一种亲切、喜爱之意，适宜于抒发长辈对晚辈的细腻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华”“建”等象征国家的字逐渐减少。

——摘编自王慧冬《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姓名研究》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中西交流的大规模展开，钟表开始作为生活用品在市面流通。1862年，京师同文馆首先采用钟表对学生作息做出精确规定，此后，各大学堂相继仿效。1876年正式通车的吴淞铁路，诞生了首个列车时刻表。1880年代后，钟点时间已被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近代企业普遍使用。同时，上海等地的政府机关开始对上下班实行精确的时间规定。到1890年代，钟表在城市的洋行、娱乐房、茶馆等商业机构中，也已被广泛使用。20世纪初，座钟与手表作为时髦的象征已经进入普通中产家庭与内地城市。

——摘编自封磊《晚清都市钟点时间的社会化及其现代性》

材料二   1893年我在乡村私塾读书时，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我的父亲因对西方机械技术感兴趣，1895年在书房置办一座时钟。每当整点报时时，却被当时家里的雇工及村民视为“鬼在作怪”。在乡村，时钟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为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

——摘编自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

材料一   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婚姻观念在近代受到强烈的冲击，传统婚姻强调“父母之命”，子女的婚姻必须由家长决定，没有感情基础的男女被“父母之命”强行捆绑在一起，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近代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思想也传入了中国，大量介绍西方婚姻家庭生活以及婚姻制度的刊物出现，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传统婚姻的弊端，也纷纷将西方的婚姻观念引入中国。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兴办的企业和本民族资产阶级工厂数量增加，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在自然经济解体后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工厂，不再一味依赖父母。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众多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允许女子提出离婚。女子教育的兴起促进了女性身份地位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提高。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了《民法亲属编》中针对旧式婚姻中男女不平等的规定作出更正，制定一些旨在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

——摘编自任燕《浅谈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迁及原因》

材料二   195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北京颁布，这是新中国的首部国家大法，宣布废除包办、强迫的婚姻，实行婚姻自由，建立一夫一妻的新婚姻制度。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我的生活我主宰”，60年，女性的脚步何其匆匆。但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女性心中始终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信念——渴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摘编自《60年中国婚姻的变化》